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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与中国航天的难解情缘


 


本文作者(左)与张爱萍将军和夫人

每次电视转播发射卫星实况的时候,观众可以看见箭体上有“中国航天”四个深蓝色的醒目的大字,而火箭的型号则用汉语拼音字母缩写在下面,但是有一种型号的火箭例外,那就是长征三号——在箭体上还有四个红色的行草大字“长征三号”,那是张爱萍将军的字。

19811986年,我在航天部科研局总调度室工作。198510月的一天,科研局的总工程师陈寿椿对我说,今天我去一院开会见到了谢光选总师。谢总师说:“‘文革’时有人在火箭上写了很多毛主席语录,把火箭都写花了,而且谁做工作都不管用,后来就那么发射了。现在想请张爱萍主任写‘长征三号’四个字,我们能保证不走样地写到火箭上去。”陈寿椿接着说,“张主任现在是副总理了,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你去看他的时候替大家向他问好,跟他说说这件事。长征三号火箭是我国最先进的火箭,用于发射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请他写几个字鼓励鼓励大家。”我不敢打包票,但是有一线希望也愿意去试试。

当晚,我就给张爱萍家里打了电话,得知他在住院体检,并无大碍,不久就可以出院了。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同志们都向他问好,知道他身体不好就不以正式文件请他题字了,让我以晚辈的身份向他表达问候,希望他题写“长征三号”四个大字,让下一发火箭带着他的关怀和鼓励上天。信的末尾我还留下了电话号码,以便秘书通知我去拿。信写好以后,贴上一张邮票就寄走了。

过了几天,收发室来电话让我取国务院的急件, 拆开一看,展现在眼前的是“长征三号”四个大字。那苍劲有力的大字让我兴奋不已。我赶紧给张将军打电话,谢谢他,并表示我应该自己来拿才对。而他却说:“你现在有任务,要好好工作,不要乱跑。”

航天部总调度室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发射任务期间,虽然不去发射场,但每次必须参加值班。张爱萍将军经常对试验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作具体的指示,尤其是在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他会及时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他的指示通过总调度室传达到航天部的有关部门,有些给我的印象很深,至今还记得。
 


张爱萍手书

有一次,我们发射返回式卫星,那是一颗国土普查卫星。发射后火箭飞行正常,星箭分离也正常。可是卫星上天以后,星上的照相机镜头却怎么也打不开,这就意味着这颗卫星在天上无法工作了。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总调度室,当时气氛非常紧张。航天部的领导很重视,召集了专家一起想办法,给卫星发指令,采取补救措施,同时也将故障报告了张爱萍将军。张爱萍将军了解到卫星运行正常,但补救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专家们还在想办法。那时我们担心给卫星发太多指令,让卫星天上做这样那样的动作,会造成卫星偏离预定的轨道,影响回收的正常进行。如果最后卫星不能回收,那就无法分析星上的故障了。

正在左右为难,张将军好像听见了大家的议论,他指示:“已经是瞎子了,就不要再治成瘸子。”听到将军这句话,紧张的空气立刻缓和下来。他没有责备任何人,只是要求试验人员按照原来的程序对卫星进行正常的回收,然后再进行故障分析。虽然那次发射没有完成全部工作,但是由于卫星回收了,故障分析有了可靠的依据。

还有一次,也是发射返回式卫星,卫星上天以后 工作正常。几天之后卫星完成了预定任务,该返回地球了。在返回指令下达以后,通常不久就有找到返回舱的消息传回,可是那一次却不一样,飞行员明明看见返回舱接近地面了,大体的位置也知道,可是地面搜索队就是找不到。消息传来,大家都很着急。我们调度室的人24小时守着值班电话。张爱萍将军了解到 这个情况,一方面要求空军配合继续找,另一方面指示地面搜索队要向老百姓了解情况。搜索的范围越来越小,但返回舱还是没有找到。
 


 

有人猜想可能是掉进了河里。回收舱上有红白两色的降落伞,如果掉在河里是很明显的。果然有老乡说看见过有东西掉进沱江里,但是我们的人赶到江边,却只看见湍急的水流。降落伞已经飘走了,判断位置的难度很大。后来有一个在沱江捕鱼的农民发现有一块东西挂在自己的鱼网上,交给了搜索队。技术人员鉴定那块东西是回收舱表面的烧蚀材料,于是回收舱在江底的位置就基本确定了。很快潜水员来了,声纳兵也来了,但是谁也没有在这样的急流中作业的经验。在急流中即使人不被冲走,也无法准确地接近回收舱。当时非常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水情而水性又好的人。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回收舱在水里已经泡了两天,再泡下去,即使找到,恐怕也泡坏了,多少人的劳动眼看就要付之东流,前方后方都非常着急。怎么办?前方调度电话已经接到了河边村子里,我们随时能听到情况。前方的工作人员按照将军的指示和群众一起想办法,有人还提出悬赏1000元,找水性很好的人下去。那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每月才56元,10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后来找到一个在江上打鱼的渔民,水性极好。基地领导答应给他1000元让他下水去找。他下水后,果真摸到了。他说:“有一个东西像一口大锅,摸上去像锅底。”那就是回收舱啊!回收舱找到了!可是在水里浸泡了那么久,“大锅”里面灌满了水,非常重。后来他又协助我们进行起吊,回收舱终于上了岸。大家很感谢他,把他看成那次任务的功臣,给他钱的时候,他却说他不要钱,就想去北京看看。后来,他如愿以偿,带着爱人由专人陪同到了北京,看见了天安门,还受到了领导的接见。

我国的同步轨道通信卫星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升空。那里是个落雷区,雷击对发射很不利。山区的天气经常和周围不同,通常称为“山区小气候”。为了得到准确的天气预报,基地的气象站多年来做了很大的努力,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天气预报相当准确。但是发射卫星就怕万一,按照航天的“十六字方针”,要求我们的工作“万无一失”。张爱萍将军指示我们请教附近有经验的群众,让他们帮着看看天。从那时起每次发射前都要请教当地的老农民,后来这种做法成了工作惯例,一直延续至今。

1985年,在中国航天30年的成果展览会上,张爱萍将军在一个民品展台前停留的时间很长。他对一件展品非常感兴趣,那是一个便携式的水过滤器,可以使野外的地表水达到饮用的标准。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立刻想到了战争年代的饮水问题。部队要是有干 净水,战士就能少生病,这就是战斗力啊!他仔细地了解产品的性能,问什么时候能批量生产,装备部队。“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但是我们搞的是尖端科学技术,遇到重大问题,最容易想到的是向领导汇报、向专家请教。一句话,就是找比自己权力大、水平高的人,而很少想到群众。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张爱萍将军却总是首先想到人民群众。他发自内心地相信群众的智慧,人民永远在他心中。

1985年,在中国航天事业开创30周年的日子, 航天部决定搞一次大型的成果展览,向中央和各有关部委领导汇报中国航天30年的伟大成就。那次展览是一次汇报展览,参展单位包括航天系统各院、局、基地和直属单位。地点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室内面积达4500平方米,广场上还有火箭和导弹的实物,规模是空前的。因为人手不够,我被临时借到展览办公室去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展览会正式开幕了,每天看着参观的人流,听着由衷的称赞,大家都觉得没有白忙。

开幕后的几天,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部领导都 陆续来参观,还有一些省市的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时也闻讯前来,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他们的鼓励。不过,大家都想见到的老领导张爱萍将军却没有来。部领导指示我们要把对中国航天建设有重大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请来,我们的请柬早就发出去了。张爱萍将军对航天一贯非常关心,这次为什么没有来?同志们私下互相问着。有人猜,他可能身体不好。有人说,他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以后,管的事多,太忙了。还有消息灵通的人说,中央军委正在开扩大会议,他肯定参加那个会去了,说着还指指离军事博物馆不远的京西宾馆,意思是他就在那里。

一天晚上,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看到了老将军的身影,看样子他身体不错,虽然拄着拐杖,但还是能走的。我想,也许因为太忙,没有看到我们的请柬。我灵机一动,跑到办公厅值班室用那里的红机子给他打电话。

电话通了,是将军自己接的。他一听是我,就问“什么事这么急啊,打这个电话。你在哪里?”我说:“我在航天部的值班室。我在搞航天30年成果展,希 望你来参观。”他说:“这几天我很忙,正在开会,日程排得很满。”我说:“听说你在京西宾馆开会。我们在军博,就在你们斜对面。我知道你很忙,要不这样吧,我们安排一个晚上的专场,你让全体代表们都来吧,就算是给你们的会议增加一个活动,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向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领导汇报。你看好吗?”他没有说话。我接着说:“我们布置这个展览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花了不少钱呢。航天部各院、 所和基地的好东西都在这里,可精彩了,真的。再说这里好多同志都认识你,希望见到你。你一定要来看看,别让大家失望。明天我在这里等你的回音。”他说:“好吧。我回去看一下,安排好了秘书会通知的。你去上班,不要等。”
 


 

第二天上午,航天部办公厅值班室接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正式电话通知,张爱萍副秘书长晚上7时 到军博参观。与此同时,军博也接到了通知,一切都进入了程序。晚上六点半刚过,我就等在军博的大门口,看到航天部的部长和军事博物馆的馆长、政委,各级领导整装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迎接,秩序井然。

7时正,张爱萍将军准时到达。随后,参加军委 扩大会议的代表的车一辆一辆驶入军事博物馆的广场。我跟着张爱萍将军上了电梯,走进展览大厅,很快大批代表们也进来了,大厅里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代表中有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长征火箭、东方红一号卫星、卫星地面测控站……这些成果让他们很兴奋。许多参展的同志在1975年张爱萍将军整顿七机部时就认识他了,展览会上还挂着不少将军当年和他们在一起的工作照片。那天张爱萍将军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展台。他和参展的同志们交谈,了解新产品的性能。临走的时候,一位陪他来的秘书对我说:“今天你满意了吧,本来我们只打算让他来一下,和大家见见面就行了。可是你看,他对航天部真关心,也真熟悉。他腿不好,今天走了这么多路,够累的了。”

将军走了,代表们也陆续走了,但是大厅里还洋溢着大家的欢声笑语,人们在说着、笑着,回忆着将军当年和他们一起工作时的情景和那些难忘的往事。10年前,将军拖着那条病腿,走遍了航天部的各个单位,整顿了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航天事业,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完成了卫星回收的光荣任务。10年以后,面对丰硕的成果,大家是多么感激将军的辛苦耕耘啊!

张爱萍将军离休以后,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要问 问航天的近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天技术走向国际市场。我参加了国际商业发射服务的工作,只要有好消息就告诉他,让他高兴高兴。

有一次我从西昌参加完发射亚太一号A的任务, 回到北京,我去看张爱萍将军,同时也请他为黄作义同志写几个字。黄作义是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负责国际商业发射服务的海外副总裁,他出色的工作为中国航天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他终年生活在海外,没有表扬,没有监督,更没有奖励,靠的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忠诚。我希望将军能为他写几个字,作为对他的鼓励。我告诉将军,黄作义曾经参加过7种不同型号火箭的总体设计,是580任务的总体组组 长。张爱萍将军听说黄作义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专家,很高兴地为他题写了“中华大地,火箭故乡”八个大字。

提到580任务,张爱萍将军突然问:“张镰斧现在怎么样?那是个好同志!580任务的时候,他在发 射场领导试验队,火箭转场前发现有人丢了一根鞋带,当时就通知所有进入总装的车间的人都把鞋带解掉,后来把整个火箭里里外外检查几遍。张镰斧还自己钻到火箭里面去找。”说到这里,我想起在西昌时试验队发给我的工作鞋没有鞋带,我以为他们忘了,还去要过。结果人家说进车间不能系鞋带,还说是张爱萍规定的,已经执行了20年了。我对他说:“你看,我 们多听你的话。”将军说:“那时不许系鞋带是因为没有别的鞋子换,580任务过去那么多年了,现在的鞋子的样子也多了,你们也不换一种。我也没有规定不许你们进步。再说,我早就不管了,你们不改进,还说是我规定的。”

有时将军会给我讲中国航天事业的艰难创业,提 起往事如数家珍。尤其说起那些曾经和他共同创业的部下,脸上就露出满意的笑容。他点名道姓地夸奖这个,表扬那个,显得特别自豪。有些名字我很熟悉,甚至还接过他们的电话。但是我在调度室工作,和通话人见面的机会很少,基本上不认识。调度室的记录本上只有来电人的姓名、单位和电话内容摘要。张爱萍将军却把他们的事迹记在心里,经常想着他们,有时还要问我“某某现在怎么样?”

我说:“你想见谁,我去请。我不认识没关系。大家都愿意来看你,只是知道你身体不好,怕打搅你。”后来他说:“你去问问,张镰斧身体怎么样,听说他大病了一场,要是走得动,就告诉他,请他来坐坐。”

1998年,我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差回来,去看张爱萍将军。我还带去了一本《航天长城》杂志,上面有我写的一篇文章“拜谒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我说,我已经10年没有去了,那里变化很大,完全是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城。改革开放以后,很多过去不许照相的地方可以照相了。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编写一本介绍发射场的手册,今后开发国际市场的时候向用户介绍发射场的情况。我还专程去了烈士陵园,陵园的大门是一个牌坊,上面有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几个大字。他看到杂志上面的两张照片,说:“你还照了些什么,下次一起拿来看看。”

第二天我专门送去了。说起来真惭愧,我不大会照相,那些照片实在算不上好,还是小5寸的。他一张一张看得很仔细。发现新的建筑就要问:“这是哪里?”当他看到弱水河边的红柳树林时告诉我:“这个基地是苏联专家选的地方,我去的时候,基建已经搞了一大片,想迁走损失又太大。苏联专家主要考虑保密和居民的安全,把老百姓都迁走了,所以周围没有人。部队常年在那里生活,什么都要靠运输,多艰苦啊!更糟糕的是没有水源,想种点菜都不行。我一去就发现这是大问题。生活艰苦,我相信大家能克服,可是人不能没有水。为了找水源,我自己坐着飞机在周围一圈一圈地转,发现最近的水源就是这条弱水河。这就是《西游记》里面唐僧取经的时候经过的那条连羽毛都浮不起来的河。后来我们花了大力气把水引进去,还修了一个小水库。”当年的小水库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公园,是基地的风景区。我走的时候,他说:“照片先放在我这里,我再看看,以后还给你。”

有一年,张爱萍将军病重,住进医院,我打了几次电话,但医生怕他感染,谢绝探望。有一天,李阿姨来电话,说:“他在医院里太寂寞了。你最近写了什么就寄来吧。他想看看。”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

在张爱萍将军去世的当天,我收到黄作义从长城公司驻美代表处发来的电子邮件,他说:“曾记得那是困难时期,张将军说:‘要饭也要有一根打狗棍’。张将军领导我们搞战略导弹,我们咬着牙搞出来了。曾记得张将军说‘精兵良将上第一线’,我荣幸地被指定参加向太平洋发射战略导弹的试验,我们成功了。”

我曾问过一个老同志:“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张爱萍将军在中国航天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他说:“怎么评价都不过份。那时候多困难啊!没有张爱萍就没有中国航天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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