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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发轫:周总理领导我们搞卫星

 

周总理领导我们搞卫星

——戚发轫院士访谈录

 

记者:戚老您好!2018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120周年诞辰的日子就要到了。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2年了,但是中国人民对他的怀念、崇敬和爱戴之情,却经久不衰,甚至与日俱增。我们都知道,当年周总理作为领导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统帅,而您曾经作为“东方红一号”卫星和“实践一号”卫星的负责人之一,和周总理有过多次零距离接触,当面给他汇报工作,聆听他的教诲,这是您的荣幸和骄傲,也是令每一个中国人向往和羡慕的事情。所以,在纪念周总理诞辰的日子里,很想听您详细讲一讲您每一次接触周总理的故事,也让我们分享一份您当年的幸福感受和有益收获。

戚发轫:中国人都非常怀念周总理,我们航天人尤其怀念周总理。我作为一个老航天人,特别是参加过“两弹一星”工作并给周总理当面汇报过工作,受过他教诲的人,就更加怀念周总理。今天借这个机会,把我接触周总理的一些故事讲一讲。

在我从事航天事业以后,先后曾五次见到周恩来总理。

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19666月,周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时经过乌鲁木齐。因为周总理非常关心“两弹结合”这件事情,所以从乌鲁木齐到了酒泉基地检查“两弹结合”的准备情况。正好那个时候我是负责“东风二号”导弹的技术人员,正在那儿做准备。周总理去了以后,想看一看导弹的发射。当时炮兵部队正在那儿演练,就专门为周总理发射了一枚“东风一号”导弹。我们在现场跟周总理一块看。我看到周总理在导弹发射进入天空之后非常高兴。周总理反复强调“两弹结合”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字要求。这个指示应该说是贯彻了我们整个航天事业六十年,所以取得这么多成绩,成功率非常高。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刻。

第二次见到周总理是19704月。“两弹结合”成功以后,我于1967年调到新的五院,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即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搞第一颗卫星也就是“东方红一号”,那是在19704月份的时候,我们五院的卫星发射试验队正在酒泉基地做准备。当时我们在技术阵地,运载火箭、卫星都测试完了,卫星和火箭都对接起来,放到水平运输车上准备转场了。这个时候接到中央专委通知,说周总理非常关心、重视“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发射之前希望我们能够回北京把准备的情况给周总理做个汇报。我们听到通知后很激动,总理这么忙,还亲自过问这件事。一同回北京汇报的有基地的部队领导、搞运载火箭的和搞卫星的三方面的同志。搞运载火箭和卫星的3个人,一个是一、二级液体火箭的负责人任新民,一个是第三级固体火箭的负责人杨南生,再有就是我一个,我是负责卫星的。

回到北京后,于414日下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给周总理汇报,实际就是给中央专委会汇报了。参加会的还有余秋里、李先念等领导同志。我们第一次和领导面对面,当然心情还是有一点紧张,但是周总理很平易近人。他拿着名单,每个人都问一问。问到我时说:“谁叫戚发轫啊?”我答应后又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啊?”我说“我是辽宁复县人。”总理又问:“那你说话怎么有天津口味啊?”我说:“可能因为靠海边吧。”在这样的气氛里,也就不紧张了。另外呢,正好我们那里东北人比较多,有金州的,有复县的,有瓦房店的,还有这个盖县的。周总理说:“金(县)、复(县)、海(城县)、盖(县)你们都有了,那些地方我熟悉,很好。”我们知道总理年轻的时候去过那些地方,所以聊天显得很风趣了,我们的心情就放松了。

总理问完了这些以后就转入正题,汇报运载火箭、卫星质量和准备情况。一、二级运载火箭是任新民老总汇报的,三级火箭是杨南生汇报的,我汇报卫星部分。当时汇报的习惯就是先念毛主席语录,我念了第一条语录以后,总理说:“你就别再念了,直接汇报吧。”总理很实在,很讲效率。在汇报过程中,总理自己一直拿着本在记,轨道的参数,测量什么内容等,他都记得很清楚。后来又问我几件事,我觉得很紧张。周总理非常关心地说:“卫星上天之后,《东方红》乐曲能很准确的唱吗?会不会变调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说“能”,好像自己心里也不是很有绝对的把握,毕竟是第一次嘛;但说“不能”也不行。那怎么说呢?最后我还是实事求是地说:“凡是我们能想到的都想了,地面能做的试验也都做过了,都没有问题,但就是没上过天。”周总理想了想,好像也就是这样了。(注:我们搞过中国第一个自己研制的火箭——“东风二号”。大家都知道,“东风二号”发射升空后69秒就爆炸落地了。失败后总结经验有两条:第一条就是技术上我们没有吃透,第二条是我们应该在地面做充分的试验。当年一个是没有经验,另一个是没有条件,比较着急,所以试验没有做充分,好多问题上天以后才暴露出来。我来到“东方红一号”卫星工作,实际上就做了一件事情:凡是地面需要做的试验,创造条件一定要做,这是从失败中汲取的教训,也是财富。)周总理觉得对我这个汇报还挺满意的。

汇报完了之后,我们当时就跟周理说:“下一步就要准备转场了。”

周总理说:“你们都认为没有问题了,但是我还不能同意你们转场,还需要政治局讨论。你们回去以后写个报告,报给政治局。”

当时我挺紧张的,对周总理说:“来不及了。”

周总理说:“怎么来不及了?

我说:“卫星用的是蓄电池,蓄电池装有电解液,是液体的,装到卫星上要密封。在地面这样静止放着没有问题,但如果水平运输就必须横着放,横着放的话就可能漏液啊。我们只做过四天四夜的试验,四天四夜横着放它不漏。现在已经一天多啦,还要写报告,还要政治局讨论,所以我就说怕来不及了。”

周总理听了有点不高兴,他说:“为什么不多做几天试验呢?”我觉得这事不好说了,也不知道还要写报告,还要政治局讨论啊。我只能说我们是搞总体的人,没有给搞电池的人提出这个要求,所以没有多做。周总理这时说了一句话,使我终生难忘。他说:“你们搞总体的人就应该像货郎担子,赤脚医生那样走出大楼,到各个分系统研制单位,把你们的要求老老实实的告诉人家,人家不就做了嘛。”是啊,我是搞总体的,应该向分系统提要求啊。什么叫货郎担子?什么叫赤脚医生?那意思就是要你到基层去。周总理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后来我还是一直搞总体,从那次以后就扎扎实实深入到第一线去,把搞总体的要求从口头上,文字上都向人家分系统提出,人家做了就能满足你要求。你不讲人家怎么知道呢?由此可见,周总理工作作风确实很严格,很细致。

我们回去开始写报告。报告内容用嘴说都好说,但要落实到文字上就难了。我们三个人各在一个房间按分工各写各人主管的部分:一级二级运载火箭是任(新民)老总在写,固体火箭杨南生在写,卫星就是我在写。写这样的报告很难,说一点问题没有,我们确实还不敢这么说。但要说有问题的话,政治局怎么讨论通过呢?写这个报告的期间,汇总这一个报告的人也在催我们,还有总理办公室也一直在催我们。从下午写到晚上,总理办公室催了我们三次,直到天亮了才把这个报告交上。报告为什么拖到天亮时才交呢?三个人写完要汇总,先钱(学森)老改,再由罗舜初副主任改,最后王秉璋主任审定。当王秉璋看到报告中“凡是我们想到的,地面能做的试验都做过,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有经空间环境试验”这段话时,他对这个“空间环境”不太理解,说:“什么叫空间?这(指他所在的办公室)是不是空间啊?”大家都知道王秉璋挺厉害的,我也第一次见到他,紧张得说不出话来。钱(学森)老说:“戚发轫,你就写卫星没有经历过上天的考验,那不就清楚了嘛。”于是我就那么改了。又经过大家认真讨论,交钱(学森)老看。钱老看完后又交给当时主持工作的罗舜初。罗看完了又给王秉璋看,最后呈给周总理。终于完成了,还是很及时的。

政治局讨论通过后,终于同意我们回到基地转场了。

“东方红一号”这件事太大了,现在年轻人可能还不太理解。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政治背景下,这个卫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而且当年“四人帮”总是想找周总理的麻烦,曾经有一句话叫“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四人帮”希望你出事,但是我们心向着总理,千万不能给总理添麻烦。所以我们工作做的是很细的,终于顺利完成任务。

周总理待人特别热情周到,不是下午汇报一直搞到很晚嘛,晚上周总理要我们吃点东西,给我们准备夜餐,一人一个包子一个汤,特别嘱咐一定不要忘了司机,要给司机同志吃啊,你看这些事情他都想得多周到。跟周总理接触那么几次啊,从第一次接触就感觉到了他对知识分子特别地关心,特别地爱护,而且对航天事业关心得非常细致。比方总理说,你们搞总体的人,就要走出大楼,到分系统去,把你的要求给人家说清楚。我这一辈子搞过很多卫星,在这点上是做到了。周总理的教导永远不会忘记。

说到这里我还得多说几句。这个卫星是中国科学院已经做了很久工作了,很多科学家为了卫星上天后要具备什么功能,每个课题组都有个课题在那儿研究,都希望把自己研究的成果放到卫星上去。但是卫星的重量是有限制的,发射时间也受限制。什么意思?因为中国和日本都在抢时间,看谁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发射卫星的国家,时间有限,所以不可能你想上的都上去。科学院这些工作集中在60年代,尤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整个国家比较乱,科学院也很乱。聂老总就给中央建议:国防科研体制要改革,提出要成立18个研究院,其中第五研究院就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把科学院新技术局搞卫星的相关单位成立一个院,聂总指定钱(学森)老为院长。钱老任院长后,提出要组建总体设计部,来落实卫星的工程实施方案。钱老就点名孙家栋负责组建总体设计部。孙家栋说,要成立总体设计部那不是我一个人能行的,所以就调了18个人来。这18人在当时叫“18勇士”,实际上既不是勇士也不是什么精英,只是18个所需专业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来了干什么呢?主要是帮助孙家栋同志做地面试验。如果说我有点贡献的话,就是接受了“东风二号”那个失败的教训,要在地面要做充分的试验,把问题都暴露在地面。那么孙家栋的贡献在于:他把一个非常复杂的总体方案简单化,成为一个在规定时间内满足运载火箭能够提供能力的前提下,又能满足上级要求的可行性方案。要做到“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的要求。凡是和这个有关的项目,有困难也要攻关解决要上,无关的虽然很好,来不及也只能不上,如太阳能电池。第一颗卫星为什么没用比较先进的太阳能电池呢?就是因为当年太阳能电池搞不出来,要等它的话那就更晚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把我们整个的工作搞乱了,所以变成第五个发射卫星国家了。日本在二2月份发射,我们4月份发射了,这就是遗憾了。假如说把什么课题成果都放到卫星上去的话,这个时间卫星更上不去了。孙家栋同志的贡献就是把这么一个复杂的卫星方案简化成了能够“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而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就发射成功。虽然我们是第5个,晚了点,但是我们那个卫星的重量是前边4个国家的第一颗卫星的重量总和还大,就是说我们进入太空的运载能力比他们都强。第一个是前苏联的卫星83公斤,是1957年发射的,震动了整个世界;那时美国人很害怕:苏联怎么变成第一呢?就在紧赶慢赶于1958年发射了一个8点几公斤的卫星;第三个是法国人的卫星,38公斤;第四个就是日本,9点几公斤;他们加起来140多公斤,而我们是173公斤。而且我们的卫星也先进。第一,他们都是滴滴答答的信号,我们能唱《东方红》乐曲,这个就非常先进了;另外我们这个卫星运行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工作了20多天。法国的卫星是因为温度没有控制好,冻死了;日本的卫星也是温度没控制好,热死了。我们的卫星工作非常正常。这个贡献就是我们的闵桂荣同志,他就是搞温度控制的。

第三次见到周总理是197051日。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了,大伙儿非常高兴。424日当晚,报告“星箭分离,卫星入轨”。基地司令李福泽对我说,小伙子成功了。为什么?星箭分离了,成功入轨了。可我说不行啊,我还没听到东方红乐曲啊,怎么能说成功了呢。搞卫星的跟搞火箭的不一样,搞火箭的星箭分离就成功了。搞卫星的要能“听得到”、“看得见”,还要“抓得住”、预报准确才算成功。待到喀什站收到乐曲,我们搞卫星的才放心了。正在准备乘专列回北京时接到通知:搞卫星的有三个人,要同基地的和搞火箭的人一起,提前乘专机回北京。一个是我,一个是工人师傅叫刘富裕,这个人还在,还有一个技术干部叫杨基堂,他去世了。当时叫“三结合”,要去三个代表。我们回北京也不知道干嘛,当时还有任新民、杨南生,还有基地的领导,一共17个人到总参海运仓招待所集合。后来知道了,“五一”晚上要我们到天安门去,并告诉我们要做些准备,要穿最好的衣服。那个时候什么是最好的衣服,我就一个人在家,还是军装吧。我有一个照片,你们可能看到过,就是拿着毛主席语录本在那儿吆喝,穿着旧军装,戴着旧军帽去的。那天啊,确实得感谢周总理。一开始还不理解,就是上了天安门参加晚上观礼,却被安排在一个挺偏的位置坐在那儿。看到有大方阵,我们想着应该坐在比较好的地方,怎么坐在边上啊。事后才知道,电梯就在我们的西边,毛主席要到上天安门城楼去,下了电梯,必须经过我们这个地方。那天周总理陪着毛主席,还有林彪,走到我们这儿周总理就给毛主席讲,这十几个人就是发射卫星的功臣。总理很热情,还介绍任新民给毛主席,和每个人都握握手,觉得很温暖,一切的委屈便烟消云散了。那天晚上9点钟,“东方红一号”经过天安门城楼,我们有幸跟毛主席、周总理一块儿看着咱们中国的卫星从天上飞过去,还播放《东方红》乐曲,这是一生最难得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庆祝晚会结束以后,毛主席又经过我们这个地方,又和每个人握了一次手告别走了。后来想起来了,这是周总理的精心安排,让我们十几个人都在这一排,毛主席经过我们这儿都跟我们握手。所以我想说,虽然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那么多委屈,但这应该是一生最高的荣誉——毛主席两次来接见我们,跟我们握手。

第四次见到周总理是1971年初,在研制第二颗星也就是“实践一号”卫星的时候,科研人员都想把当年第一颗星没能放上去的东西尽量加上去。所以,在第二颗卫星上加了个太阳能电池,还加了一个小遥测。因为这个卫星是科学试验卫星,是测大量的空间物理参数的,要把数据传回来,信道越多越好。因为加了很多设备,温控又加了一个百叶窗,增加很多新的东西。1971114日,卫星出厂前,又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周总理汇报。汇报时我把新加的东西都带去了,就是太阳能电池组合件,小遥测发射机,还有温控的百叶窗。

汇报时,我们把带来的东西都摆在地上。总理还是那个习惯,离开座位蹲在地上看,看得非常仔细,问来问去的。他发现那个太阳能电池片上有一个小气泡,他说:有个小气泡能上天吗?我说这个是地面试验的产品,不是上天的。总理看的非常细,想的非常周到的。有些图纸都摆在地上,周总理就蹲在地下跟我们一块来研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汇报第一个卫星轨道参数,他都记得。周总理听完汇报以后同意我们出厂。我们说还要到基地做完大小遥测设备的测试。因为小遥测和大遥测设备上互相有点干扰,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试验,但还要到发射基地验证。周总理再三嘱咐:这件事情一定要彻底解决以后才能发射。按照周总理这个要求和指示,在发射基地做到了彻底验证。从太阳能电池板一个小气泡的问题,就能看出总理对质量非常重视。后来总理又提出个问题:你们能不能把卫星拿过来,给我们看看什么样?我们说运载火箭已装了车了,卫星也装了包装箱,上了火车,来不及了。我表了个态说,有机会一定把卫星送给总理看看。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也非常深刻。运载火箭出厂的时候,发现一个螺钉丢了没找见,又换一个螺钉。这件事情到底要不要给总理汇报?那个时候都害怕。先报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就报给厂长,厂长就报给院长,院长就报到部里,那就是军管了。军管会有个副主任叫杨国宇,他分管科研生产。他说:“这件事不应该报给我,你丢了报给我,我怎么办呢?”杨国宇认为:这件事不应层层上报,应该仔细找,有个结论才行,也不主张向总理汇报。但最后还是报给总理了。总理说:“丢了就拉倒啊?去找去!”大家就回去找这个螺钉。把整个运载火箭都打开找,也没找到。最后得了这个结论,说这个螺钉虽然丢了,绝对不在运载火箭上。这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含含糊糊不行啊,就是说没有,那哪儿去了?如果掉到运载火箭里头,那不是多余物吗,要进到发动机里,发动机就会爆炸的。所以多余物是不能够轻视的事,可见总理非常严格。这些事教育了我们整个航天队伍,要非常关心质量问题,包括以后我搞载人飞船也是这样,就是一丝不苟。实践证明,周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最后那句“万无一失”。周总理也解释了,实际可能做不到,但是你从精神上要做到,要按照这个目标去做,才能保证不出事。周总理这个思想作风以及他的教导对航天事业影响非常大。

第五次见到周总理是19713月份。“实践一号”卫星发射前一天,周总理又很重视。 32日把我们这些人又请到人大会堂福建厅汇报。这一次我觉得总理是想看卫星实物啊,所以我们叫在北京的人,把做地面试验的那颗“实践一号”卫星拿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去了。为了安全,事前经过层层请示,层层检查,终于把那个“实践一号”卫星送到福建厅去了。周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非常有兴趣,都站起来了围着卫星看来看去,说非常好,也同样提了疑问:当年那个小、大遥测计设备互相干扰的问题到底解决没解决?解决彻底不彻底啊?问的非常清楚。我们如实回答已经解决了。周总理同意了我们的转场发射安排。周总理那么忙,在我们发射一颗卫星之前两次亲自检查过问,给我们传承了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作风。

记者:您刚才详细讲了5次直接接触周总理的故事,都很生动感人。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与周总理有关的使您感受特别深刻的事情?

戚发轫:有一件事情我感受很深,就是“东方红二号”卫星这件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航天战线有三项重要任务:一是“580”任务,也就是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发射试验任务;二是“巨浪一号”,也就是潜地导弹发射试验任务;三是“331”工程,也就是“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这三项任务也就是当时人们常说的“三抓”,或者叫做“三大战役”,是在张爱萍老将军直接领导指挥下完成的。这时虽然周总理已经不在了,但这三项任务都是周总理生前早就确定了的。

这里我想重点说说“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

当年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在1970年上天的时候,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正在搞载人航天比赛。前苏联上去了一天,美国人要搞两天;你上一个人,我就上两个人;你上个男的我就上个女的,反正就是比赛。到底上天干嘛?是政治上的冷战需要,从技术上并没有说得非常清楚。那时候钱老是我们院的院长,还是有远见的。作为科学家他说:不能总听不见中国人在干嘛呢,载人航天飞船要做准备工作了。所以钱老当年建议要搞飞船,这个工程叫“714”工程,我也参加这项工作。这个飞船的名字叫“曙光一号”,毛主席也圈阅过。为此咱们也成立了航天员培训中心,也在做培训航天员的事。但在当年的经济条件、技术水平的情况下,要搞飞船确实困难很多。这时候周总理出来说话了,说“我们现在不和他们搞这个比赛,我们要先把地球上的事管好。”什么意思?就是得先搞应用卫星,为中国老百姓把急用的事情办好。于是1975年这个“714”工程就下马了,开始做应用卫星,比如气象卫星、通信卫星、返回式卫星等等。今天看来,周总理代表中央做的决策非常正确和重要。1975331日,已经病重住院的周总理和毛主席先后批准了这个项目,因此这个项目就叫“331”工程。这个工程有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运载火箭即“长征三号”;第二部分是“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第三是发射场,就建在西昌;第四要搞一个测控网;第五部分是地面接收站,就是应用系统。整个“331”通信卫星工程总师是任新民。我就是这时转到了“331”工程的“东方红二号”卫星项目上,总师是孙家栋同志,我是副总师。

这件事情意义非常之大,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他在北京的一切活动美国国内马上就知道了,而中国除了北京外地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通信卫星,全国的人口覆盖率只有30%多,而且收到的信号也不好,模模糊糊的。从1975年开始花了9年的时间,一直到1984年的48日才成功发射。但当年的设计是要求信号布满世界,地球的1/3的地方都能收到中国的信号,但信号较弱,地面必须拉个大天线才能收到。所以后来又搞了“东方红二号甲”卫星,我就是总师了。“东方红二号甲”就是把卫星天线由全球波束变成国内波束了,把所有信号能量都集中咱们国内,这样地面的天线就小了。这颗卫星上去了之后,中国人口覆盖率就接近百分之百了,全国各地都能收到电视信号了,电视机自然就供不应求,变成一个大的产业了。人们常说说航天产业投资效益比比较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个。你投一块钱能有十块钱的收益。现在有了这个通信卫星以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也就值钱了, 几十秒钟的广告费就上百万,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能看到了,效益也就提高了。现在中国的通信卫星有“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东方红四号”。这些卫星不仅是满足了咱们中国的需求,也已经覆盖到非洲、南美洲、欧洲、亚洲,有八、九个国家用的是中国的通信卫星。这充分说明当年周总理以及中央这个决策特别正确。我们在当时的条件下发展航天事业,不能跟美国和前苏联搞载人航天比赛,而是首先要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通信卫星。当然还有气象卫星“风云一号”1988年也搞成了,返回式遥感卫星更早也搞成了。所以说,周总理从人民的福祉出发,代表中央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上的作出的这一决策作用非常及时,非常英明的。

                                     

   (司贵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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