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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庆60周年|中物院人的风骨(三)性情

60年前,一群热血忠勇之士,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九所(中物院前身)。几代人历经沧桑,核武器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开荒到成绩斐然,其中的艰辛与磨难,世人皆叹。

在这片前辈们取得伟大成就、凝聚产生“两弹”精神的土壤里,究竟有没有一种独特的因素,深藏其中?

要有,那就是中物院人的风骨。

这风骨不是凭空产生的,是由无数个怀着科学救国理想、扬名海外却毅然回归的前辈们树立起来的,是从“中国人不必弱于外国人”、白手起家的信念中生发出来的,是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拼搏人生中精炼出来的。

一代又一代中物院人,在60年的时光隧道中,小心呵护和培育着前辈的五样遗存。

一是爱国。爱祖国,就有理想,牺牲名利默默奉献。

二是信心。有信心,就有勇气,艰苦奋斗开创事业。

三是信念。有信念,就有方向,面对目标勇往直前。

四是信任。有信任,就有协作,大力协同披荆斩棘。

五是尊重。有尊重,就有民主,启迪创新成就未来。

因为有这独特的风骨,我们才得以确立这样的价值理念: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

站在新的起点上,新一代中物院人志存高远,视野更加开阔。

站在新的起点上,中物院的事业继往开来,前景更加辉煌。

 
北京九所

(三)

性情

——中物院人的风骨——

 

彭桓武先生为人正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天二机部一位领导把彭桓武叫到面前说:“大家都在批钱三强。你是钱三强的朋友,对他更了解,更应该带头,你为什么不批?”彭先生说:“钱三强是党员,对我的生活关心,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我找不出他有什么毛病。”

邓稼先性格憨厚直朴,忠于事业,承担众多压力。许鹿希回忆说,邓稼先一紧张就会心慌,每次一接保密电话,老邓的手都抖的拿不好听筒,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我所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领导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有很多著名的大科学家在所里工作过,如邓稼先、于敏、周光召、黄祖洽、周毓麟等,职工见了他们都亲切称呼老邓、老于、老周、老黄......对许多院领导、所领导、大家也称呼为大胡司令、小胡司令、老李、老符、老孙,领导们平易近人,干群关系十分融洽。

邓稼先谦虚谨慎,尊重他人,能把不同性格、不同脾气、不同专业的科研人员很好地凝聚在一起。他为人没有架子,群众不称他的官衔,喊他“老邓”。老邓是留美回来的教授,工资定得高,大家经常起哄让他请客下馆子、看戏,他也就笑嘻嘻地掏钱。谁有困难,他必定解囊相助。李怀智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向老邓借150元钱买自行车(当时是一大笔钱),一年半后才还他。

1962年困难时期,粮、油、肉、蛋、糖、蔬菜等食品凭票证供应或高价销售。很多同志长时间高度紧张工作,营养得不到保障。一天晚上,邓稼先和李怀智一起拉计算尺,突然听到李的肚子咕咕叫,他抬头看看,然后用手指按按李的额头(营养不良造成浮肿),低下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说:“老李,咱们出去休息休息、走走。”这休息就成了骑自行车带李到新街口吃牛羊肉泡馍,李不好意思接受。邓稼先说:“你脸都浮肿啦,还跟我客气什么!我的钱比你多!工作要干,也要注意身体。”吃完泡馍,老邓又骑自行车把李带回单位,一起工作到晚上11点多才回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一次,人民大会堂召开科技界聚会,邓稼先也受邀前往。会后,所有代表要与中央领导合影留念。邓稼先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有一位同事等在外面的车上,必须叫他一起。”工作人员说,司机一般不参加合影。邓稼先非常坚决地表示,如果我的司机同事不能参加,那么我也放弃。在他的坚持下,最终工作人员安排司机任长义和众人一起与中央领导合影留念。那张一米多长的照片被任长义老人当作邓稼先老院长的礼物,一直珍藏着。

胡思得回忆:邓稼先爱看京剧,他对工作抓得紧,平时和大家一起加班,但是晚上电视有京剧节目,就给大家放假一起看。有时周末休息,兴致一来,他和于敏、何祚庥一起跑到戏院前等退票,不以为苦,自得其乐。

程开甲善辩。1948年与同门师兄海森堡在瑞士苏黎士大学国际学术会议上猛烈交锋,他语言基础好,一会儿英语,一会儿德语,弄得海森堡疲于招架,而程开甲意犹未尽,成为一时之花絮。在理论部时期,彭桓武先生给大家讲课,程开甲不断提出问题,彭公也习惯一边讲一边与他展开辩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过后,他们又和好如初。

王淦昌为人平易谦和,热忱朴实,但学术探讨中往往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一次在学术报告会上,郭永怀对一个数学式提出质疑,王跑到黑板前与郭辩论,你来我往,互有见地,其实他们私交甚好。

胡思得回忆:王淦昌在做学问方面一丝不苟,对人对己要求都很严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有时和别人讨论问题,听到不明白处,他会坦然地说:“我没听懂,你们讲慢一点。”

杜祥琬回忆,王淦昌某次打电话给他,做了一番勉励,还特意与杜夫人通话,嘱咐要照顾好杜祥琬身体。当时王老已届九十高龄,意气高昂,在电话里说:“人生从六十岁开始。”这话并非随便说说,杜祥琬感叹:“他的很多成就和设想,都是六十岁以后的事,包括氢弹突破、三次地下核实验、863计划、和平利用核能、ICF等等,他六十岁以后,做了多少事情!”

19999月,于敏接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获得重约一公斤的“两弹一星”功勋黄金奖章,在客厅展示柜中与其并排而立的是小孙子在学校获得的奖状。

二战期间,彭桓武在飞机轰炸中依然伏案工作,意态自若,并写下诗句:“乱世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斯文。”

彭桓武不愿抛头露面,常称“忙”而谢绝会客,许多慕名而来的拜访者到了门口,也拒不开门。但他却经常蹲在路边看别人下棋,一看就是半天。

殷仁通回忆:1960年困难时期,食堂提供的午餐多半是窝头,再加上一个用大白菜的外层菜帮、菜叶等“边角料”做的清水菜汤。尽管简陋如此,这顿午餐还是科研人员一天中重要的营养补充。彭桓武先生每次都姗姗来迟,仅仅赶在食堂工作人员下班之前。一次,殷仁通冒然问:“您怎么来这么晚?”彭先生不以为然地回答:“来早了不也是窝头菜汤嘛!”

杨绪河回忆在核试验基地的一段经历:作业队的生活十分单调。茫茫戈壁,荒无人烟,连报纸都看不到,更不用说电视了。那时,不像现在通讯方便,别说手机,连普通电话也没有。所以整个试验过程中,没有和家人联系过。到了晚上,大家只好欣赏戈壁滩的星空,星星是那么亮,夜空是那么美,这在大城市是绝对看不到的。一天休息,人们来到附近的水塘旁边游玩,在芦苇丛中竟然发现有两只野鸭子,大家非常惊喜,工人师傅拿来食物给它们吃,谁也没有去伤害它们。不知它们从何处飞来,竟能在戈壁深处生存,大家在喜悦中夹杂着一丝温柔的怅惘,希望它们能在戈壁滩上世世代代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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