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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刘杰部长在组织领导原子弹、氢弹研制中的不朽功绩(3)

 

三、刘杰在1960年深秋就部署了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为我国第一颗氢弹能够早日爆炸赢得了时间

 

(一)先见之举——1960年深秋刘杰就部署了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当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从1960年初已经从苏联援助转向全面自力更生的时候,1960年深秋,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就开始考虑氢弹研制工作如何部署展开的问题。

刘杰在1957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聂荣臻副总理同苏联政府代表团谈判“国防新技术协定”时,他从协定的文本中清楚地看出,苏联准备提供给中国的一种氢加强的实弹样品属于原子弹,而不是氢弹。看来,氢弹和原子弹在原理与结构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刘杰曾找机会多次向二机部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询问氢弹与原子弹在原理和结构上有什么不同。专家组组长表示不清楚,未作任何透露。看来,苏联在氢弹技术上对我们是严格保密的。刘杰认为,氢弹肯定比原子弹更复杂;研制氢弹必须由我们自己首先在氢弹的理论上进行探索突破;而进行氢弹理论探索,不会在短期之内获得突破,这项工作也不能等到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再进行安排。

一天,刘杰同钱三强(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商量此事。刘杰讲了上述想法以后说:“九所(核武器研究所)现在正在全力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攻关,没有力量顾及氢弹的理论研究。为了不分散九所的精力,原子能研究所能不能组织力量在氢弹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先行一步?”

钱三强思索了片刻回答说:“氢弹的研制工作迟早是要进行的,早做布置好。氢弹有自己的原理,氢核反应有它自己的规律,与轻核反应有关的理论探索工作确实需要早做安排。我很赞成。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一点理论物理研究力量,可以动员投入。”

刘杰听了很高兴,说:“那很好,就这么定了。”就这样,他们就对氢弹预先研究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部署。刘杰还特意嘱托钱三强:“这项工作很保密,由你代表部来直接组织领导,对部党组全权负责。”

刘杰这样讲,主要是为了保密。

随后,刘杰把上述与钱三强商量好的事情告诉九局局长李觉。李觉表示完全赞同。

经刘杰同意,钱三强把二机部的上述决定向原子能研究所党委领导人李毅等同志作了报告。钱三强在李毅的协助下,1960年第四季度,在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增设了一个年轻、精干的从事氢弹理论探索研究工作的机构,名称叫“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简称“轻核理论组”,保密代号为“乙项任务”),由黄祖洽任组长。一开始成立时,这个组只有黄祖洽、蔡少辉、萨本豪、刘宪辉等同志。不久,擅长粒子物理的何祚庥也加入这个组,并参与业务领导。以后又逐步增加了人员。起初,他们主要是寻觅有关氢弹原理的知识和收集轻核反应截面等。

为了增强“轻核理论组”的研究力量,黄祖洽和何祚庥多次向钱三强所长建议,调本所1955年荣获“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的副研究员于敏来参加研究工作。钱三强考虑了再三,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准备让于敏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

1961112日,钱三强约于敏到他的办公室,严肃而秘密地对他说:经所里研究,报请二机部党组批准,决定请你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

时年34岁多、已经在国内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开创性的辛勤耕耘了近10年并做出了出色成绩的于敏,做梦也没有想到领导上会让他参加氢弹理论研究工作。于敏一开始心中有些矛盾,他觉得自己性格内向,喜欢宁静,喜欢从事比较自由的基础科学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况且当前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在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时刻,有些舍不得停下来去改行。然而,于敏马上又想到:中国多少年来贫穷落后,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和蹂躏。自己青少年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依然在心中留着深刻的惨痛印象。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又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战争威胁。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不强大,就不可能真正地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现在国家遭受了天灾人祸,经济困难,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撕毁协议,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仍然坚持要继续搞原子弹、氢弹,显然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历史任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国就无家,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强调个人的兴趣、志向和名誉?正是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促使于敏面对这样重大、艰巨、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觉得自己不能再有另一种选择,只能接受。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以后,于敏毅然决然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他下定决心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二)“轻核理论组”四年时间的艰辛探索

于敏调入“轻核理论组”后任副组长。当时全组共有十一二个人。此后,又分配来一些大学毕业生,这个组陆续扩充至40人左右。

钱三强具体负责主管“轻核理论组”的工作。大约每隔两个星期或一个月,黄祖洽、于敏和何祚庥便向他汇报一次工作进展情况。钱三强为他们解决了许多重大决策性的问题,也为他们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如增加调配研究人员;出面去九所请求增加几个小时的计算机机时;要一些磁带;安排小汽车送数学计算人员去中关村上计算机运算;等等。这些保障条件问题如果没有钱三强的支持,是很难解决的。

钱三强把“轻核理论组”对氢弹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陆续向刘杰谈到过,有的问题的处理,也跟刘杰商量过。从中使刘杰了解到:

◎黄祖洽和于敏领导有方,他们把全组人员按学科划分了几个研究小组,黄祖洽、于敏及何祚庥分管各个小组的工作。

◎“轻核理论组”的研究工作是从氢弹理论最基础的部分开始探索。他们从氘和氚、氘和锂-6等有关核反应截面的调研、整理、分析和估算上切入,对氢弹中各种物理过程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截面”是物理学中用来表示原子核与原子核之间发生反应的概率的一个物理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个选题,特别是重点选题都取得了成果,为开始氢弹的理论探索初步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核数据基础。接着,在黄祖洽、于敏的领导下,“轻核理论组”研究了等离子体中的基本物理过程;物质与粒子间能量的传递过程;系统中各种波的发生、发展与相互作用的规律;高温、高压下物质的基本物理参数……。

◎当时提倡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作《矛盾论》,于敏、何祚庥以《矛盾论》中所说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为指导思想,将热核点火和燃烧作为氢弹爆炸的内因,将辐射流体力学创造的条件作为外因,反复研究外因与内因的辩证关系,进而研究了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状态下的许多基本物理现象和规律。在研究过程中,于敏常常是用“善于抓主要矛盾”去解决问题。

1960年到1962年,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被压缩,大家都去挖野菜,以瓜、菜和小球藻等来充饥。许多人都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可是,由于大家知道肩负着的是国防尖端的绝密任务,所以都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工作情绪,再苦再累也要为氢弹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当时,不用说电子计算机,连手摇电动计算机也只有几台,且归第四研究室的数学组专用,“轻核理论组”的同志们主要靠的是计算尺。为了完成任务,只得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到深夜。大家都没有自行车,工作到深夜还得从办公室步行近半个小时回到宿舍就寝。每天没有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谁也不叫苦,都是拼命工作。

1960年第四季度到1965年初,“轻核理论组”在第四研究室数学组和承担轻核反应数据测量任务的轻核实验组的大力帮助下,经过4年时间扎扎实实地探索和研究,他们对氢弹有关物理过程已做过相当的研究,对氢弹的原理作了一些初步探索,对氢弹可能的整体结构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提出了加强型原子弹和在液氘中实现非热动平衡情况下燃烧两条技术途径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和计算参数,编制了相应的简化计算程序。这4年颇富成效的工作,无论对热核反应基本现象的了解、基本条件的掌握,还是对某些规律的认识,都为后来的氢弹攻关工作奠定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应用基础,在最终突破氢弹原理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核武器研制的主战场也开始氢弹理论探索

正当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正在探索氢弹的可能结构以及作用机理的时候,核武器研制的主战场——第九研究所,该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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