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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秀峰:难忘的金银滩

      1964年10月16日,在祖国大西北的上空,一声“春雷”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欢腾神州,震惊世界。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园里人们欢声雷动,我和同学们相互传告着这一特大的新闻,传看着《人民日报》的红色喜报。

      1960年我中学毕业时,做好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思想准备。如果考不上大学,我就跟着父亲剃头过日子。后来我考上了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报到以后才知道,不是“飞机系”,而是“火箭系”。原来是“火箭系”为了保密以“飞机系”的名义公开招的生。后来,我所学的专业是“弹道式液体火箭总体结构设计”。

      196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绝大部分都被分配到了首都北京的七机部去了。我把同学们一个一个地送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等待着分配。当时,我们都知道,七机部是搞导弹的,二机部是搞原子弹的。

      有消息告诉我,是二机部的人把我留下来了,现在正在“政审”,也就是对我,进行政治审查。由于去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现在二机部牛得很。我不怕“政审”,我爸爸是理发工人,有什么好“政审”的。我考虑的是我所学的专业,搞导弹的去搞原子弹,怎么搞?

      我是怀着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愿望来上大学的。所以,在填写大学毕业工作分配志愿表的时候,我在“研究院”、“工厂”和“其它”三个栏目里,都填写了“服从分配”。

      毕业分配的通知终于下来了,我被分配到“青海省国营综合机械厂”工作,报到地点是在青海省西宁市……

      上世纪60年代,因天灾人祸,全国都处于物资极度匮乏的状态。我的家境贫寒,上大学时,一个人背上简单的行李踏上了求学之路,有人说我好像一个流浪讨饭的叫花子。我在西安苦读大学五年,只回过一趟家。我家住在四川川东的万县,回家一趟不容易。现在,大学毕业了,好多同学都选择了先回家、后报到的路线。但我不能,我没有多余的钱回家,只好选择了直接去西宁工作单位报到的路线。

      我孤身一人,乘坐火车,踏上了“西出阳关”的行程。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西安动身时,没有故人为我进酒送行,到了大西北,就更没有老朋友了。不过我相信,我会结交很多新的朋友。随着火车行进的隆隆声,我不时望着窗外逐渐荒凉的景色,不觉心潮澎湃:“我现在是正在奔向祖国的大西北,终于到了实现我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心愿的时候了。”嘴里不时小声哼起了“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的歌声。

      青海省省会西宁处在南北两山之间的河谷地带,一条蜿蜒曲折的湟水河从城市的旁边流过。那里的山并不高,山上没有长草,也没有看到树,整座山,就像一座由鹅卵石和砂砾堆砌而成的大沙堆!只有在湟水河边还能看到一些不多的低矮的绿色树丛。

       人是江湖口是路。我出了火车站,边走边问,在人们的指点下,跨过了一座桥,走上了一条大马路。这条大马路,由东向西蜿蜒前行。沿途看到的是一些简陋的平房,只有桥头的西宁宾馆、市中心的百货公司和酒店是楼房。一路行人也不多,不时还吹来阵阵凉风,有一种冷清凄凉的感觉,看来我真的是到了“西凉”地界了。在大马路的尽头,我找到了工作单位的报到地点“小楼”。

      人们告诉我,这里还不是厂区,只是工厂在西宁的一个办事处,大家都习惯的叫它“小楼”。厂区在青海省矿区,远着呢……不管怎么说,一路风尘,一路颠簸,现在总算到“家”了。到了“小楼”,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到了“家”的感觉。

      在“小楼”待了几天,天气变得越来越冷。看着我穿着单衣单裤在寒风中受冻的样子,在“小楼”工作的同志关心地说:“你怎么不加件衣服呢?我们这里8月份就要下雪了,你这样挨冻是不行的,会生病的。” 我尴尬极了。我说:“我离开西安的时候,西安还是赤日炎炎的夏日,可是到了西宁,西宁已是寒风嗖嗖的冬天,真是冰火两重天啊!我的衣物还在托运的行李中。现在,行李还没有到。所以,我也没有可以添加的衣服。”“小楼”工作的同志热情地说:“托运的行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这样吧,你先穿上我的衣服暖暖身子,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这真是雪中送炭啊!我连连点头。虽然衣服还没有穿到身上,但是心里已经是暖烘烘的了。

      在期盼中,我的托运行李终于到了。当时,西宁还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出租汽车。我从西宁的西头走到西宁的东头,到火车货站去领取我托运的行李。火车货站的工作人员,看了我的行李托运单,先在上面写了个日期,往桌边一放,然后随手往里一指,“你进去吧!去找你的行李吧!”我说:“不用找,你把我的行李给我就行了。”他说:“我们不认识你的行李,你还是自己去找吧!”我带着一片狐疑走进了货场,原来货场里是一片狼藉……我托运的行李在哪里呢?

      在货场的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了我的东西散落一地。怎么会这样呢?书箱分成了两半,书和笔记本等散落在旁边,衣物行李也被打开,破旧的衣服被扔的到处都是。这个场景给我一种遭到了抢劫的感觉。我是一个穷学生,没有什么值得抢劫的东西。我只心疼一件极有纪念意义东西,那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爸爸把他理发担子上用的一个古老的铜盆给了我,让我带上上大学用,现在却被人偷走了。我抱着零乱的东西,对货场门口的工作人员说:“我托运的行李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他说:“没办法,我们也不想这样。”唉,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回吧!唉——西宁呀西宁,你没有给我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我是最先到“小楼”报到的一个。后来从全国各地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很多65届的大学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其中有一个是南京气象学院的毕业生。我就纳闷儿了:我是学导弹设计的,到这里来搞原子弹,还不知道怎么搞?他一个学气象的,到这里来又怎么搞?我像一个傻子,不知道这里面的文章是怎么做的?

       人到齐了,厂里把我们组成了一个“北京学生大队”,由厂里的政工干部带队去参加青海省的“四清”运动。临行前开了一个会,告诉我们说,对外我们是“北京学生大队”的北京学生,是从北京来参加青海省的“四清”运动,运动结束以后,还要回北京等待工作分配的……

      不久,我们乘坐火车,早上从西宁出发,由东向西,由低向高慢慢爬行,沿着湟源山谷向“青海省矿区”进发。一路行来,看到的还是那些由鹅卵石和砂砾堆砌而成的山,一座座黄褐色的山,只有山沟里湟水河畔还有一点点绿色。也没有见到什么人,真可谓人迹罕见。由于山高坡陡,铁路“之”字形向前爬行。所以,火车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

      “青海省矿区”在什么地方?火车还要走多久?下午,最后到了海拔高度为3100米的海宴火车站。“到了,到了,快下车吧!”有人喊了起来。 终于到啦!大家提着行李,高高兴兴地走下了火车。火车又继续向前开去。听说,前进的方向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刚察县。

      这里是“青海省矿区”吗?不是,还要坐火车,坐“矿区”的火车。不久,“矿区”的火车来了,一个火车头拉着几节货车车厢来了,车不怎么样,但这是我们自己厂里的车,大家又喜笑颜开地上了车。矿区火车,由西向东,再由南向北绕行。最后到总厂东边的车站停了下来。大家下车以后,由大卡车把大家分别接送到各单位安排的居住地。

      这里是哪里?是“青海省矿区”?还是“青海省国营综合机械厂”?在“青海省矿区”里还有多少个厂矿?

      后来我慢慢才知道,这里是国家“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也叫“02基地”,对内称为“国营221厂”,对外则称为“青海省矿区”,也叫“青海省国营综合机械厂”。

      职工的工作证上,工作单位就是“青海省国营综合机械厂”。它位于青海省海晏县境内的金银滩大草原上,西部和北部都是高山,名叫日月山,西边与青海湖相比邻。195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一部名叫《金银滩》的电影,它讲述的就是发生在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大草原上金滩和银滩的两个藏族部落之间发生的故事。1958年国家选址金银滩大草原为核武器研制基地以后,这部电影也就禁映了。曾经在金银滩大草原上工作过的同志都亲切地把这里叫做“草原”。“我从`草原'来”,“我回`草原'去”,成了“九院人”的口头习惯用语。

      1958年初,国家筹建了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即第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总部设在北京。1964年,“02基地”建成后,“九院”的总部也就顺理成章地迁到了“金银滩”。凡是在“九院”工作的人,都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热爱“九院”,自豪地称自己为“九院人”。

      在 “草原”上,七十三行的人样样都有,有政工干部,有科技工作者,有技术工人,有后勤保障人员……他(她)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到这时,我才明白,核武器事业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什么人到这里都能够派上用场,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一个学习导弹设计的人,到草原上一样可以找到相应的工作岗位。来到“草原”上,我被分配到设计部十七室四组,从事结构静力试验工作。结构静力试验技术,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和评估工程结构或结构件,在静态力学环境下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以及应力、变形分布情况的一门实验力学学科。

      2000年,我退休后,还与三十多年来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共同编写了一部图文并茂的内部资料,以期能够为我院科研事业的继承与发展积累一些历史资料,能够为后继从事相关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参加工作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保密教育。最基本的保密条款就是:“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在总厂区住有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部队,各个分厂和各个部门的大门口都有解放军荷抢战士站岗执勤,职工凭规定的出入证进出。在厂区周围的高山上还有高炮部队驻防。可见安全保卫保密工作十分严密。

      不过,也有我至今还没有搞明白的地方。比如,设计部大楼有层层岗哨,而作为设计部的十七室,其工作内容十分保密和重要,却放在设计部大楼之外的总厂生活区一座宿舍楼房的三楼上,也没有解放军战士站岗防守,好像是在唱“空城计”。

      又比如,在总厂区百货商店门前,经常会看到骑马而来的藏族牧民,他们买来白酒,一人一瓶,席地而坐,咬掉瓶盖,相互举起酒瓶,仰脖畅饮,高声谈笑。看来厂区什么人都可以进来。

      我和几个同事一起,曾经向西登上日月山山顶,眺望山下的青海湖,向南走到海宴县城里,吃过手抓羊肉。行走在绿草如茵的金银滩大草原上,常见比麻雀还丑陋的百灵鸟,不时欢叫着冲向天空,然后又冲入草丛。还有随处可见蓝色的马兰花,黄色的金露梅花,白色的白露梅花,不时还会看到一片白色的蘑菇。四处走动,一路行来,既不见有人过问,也没有看到厂区的任何安全防护措施。

      金银滩大草原的黄金季节是每年的5、6、7三个月,那时鲜花盛开,“百灵”欢唱,蓝天白云,空气清新。由于金银滩大草原地处高海拔地区的青藏高原,是平均海拔3100米的高原牧区,气压低,缺少氧气,开水只有80多度,煮饭半生不熟。气候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不到零摄氏度,霜冻期长,经常风雪交加、冰雹大作,一年里就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即使是在温暖的黄金季节,也是昼夜温差极大,有一种“早穿皮袄午穿纱,围坐火炉吃西瓜”的感觉。所以,我们一来到草原,从劳动保护的目的考虑,厂里给每一个新来的职工发放了三大件:一件蓝色的棉大衣,一顶带耳罩的蓝色棉帽和一床牦牛毛的毛毡。那个时候,如果你在全国各地,看到了穿戴这种蓝色棉大衣的人,不用问,他(她)一定是从“草原”来的“九院人”。

      上世纪60年代,金银滩大草原和全国一样都处于生活物资十分匮乏的状态。为了“矿区”几万人的生存和事业的发展,“矿办”组织了多路人马,在中央和各省市大力协同和支持下,从全国各地采购物资运送到“草原”上来,以解决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需要。即使是这样,草原上仍然有很多东西需要到内地购买,只要有人到内地出差的机会,他的同事和朋友都会拜托他捎东西。他们到了出差地,见到需要的东西,这要买,那也要买,忙得不亦乐乎。每一个出差回来的同事,都会拖着四大包东西:两包扛在肩上(一包挂在胸前,一包背在后背),左手提一包,右手提一包。个个都是累得气喘吁吁,汗流颊背。然后,到财务科报销差旅费时就傻眼儿了,这钱都到哪里去了?难怪当时在“草原”上就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出差像公子,购物像疯子,回来像骡子,报销像傻子。”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金银滩大草原上的故事,就像草原上盛开的花朵一样多,一时难以尽述。

      每一个来到金银滩大草原的“九院人”,他(她)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拼搏,勇攀高峰,为祖国的核武器事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都不会忘记草原的天,草原的地,草原的事业,草原上难忘的故事。

      现在有一首歌曲名叫《我来的地方叫金银滩》。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时,当年金银滩大草原的景象立即会浮现在我的眼前,重新勾起我对当年在草原上发生的故事的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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