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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十七号工地”往事撷萃(二则)

 

“十七号工地”往事撷萃

九所 吕旗

 

位于长城以北燕山脚下的一隅,有一个我每年都要光顾的地方。那里埋藏着一段我院的早期历史,每去一次,都会加深我对老一辈九院人和九院精神的认识,都会在内心肃然起敬地对那段往事和曾经在那里战斗的人以深深的致敬。促使我扬起思维的拂尘,拨开岁月的烟尘,去追寻那一段逝去经年的史实。

  

“该起床了。”刘文翰默默地对自己说。

一个纵身,一米八多的身体从床上弹下来。将被子、褥子叠得整整齐齐,把几件衣服夹在当中,用背包带捆得结结实实。洗漱之后,把饭碗、盥洗用具、热水瓶等装入洗脸盆,用大号的网袋装好。

穿上棉衣、棉裤,再裹上一件带帽子的棉猴,跨上一个挎包,背起被包,提上网袋,对同屋的伙伴说了一声:“今天我去十七号工地。”拉开门,走出了房间。

331路公共汽车下来,到清华园火车站,还要步行一段距离。北京隆冬的气候,虽然比不上东北的大雪封山,但刮起风来,不但寒气逼人,那夹在风中的砂砾,还是打得人的脸生疼,甚至睁不开眼睛。“这时候就显示出我们近视眼的优越性,不用戴眼镜了。”刘文瀚对自己说,将向下坠的被包往上推了一下,走上了火车站的月台。

从西直门站开出的那趟慢车准点停在刘文瀚的面前。他抬腿走进车厢,好在旅客不多,他找地方放好行李,将挎包抱在胸前,包里有些工作的书籍、资料、计算尺等工具——这可是比生命都重要的东西。绿色的老式车厢内,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但至少可以挡风,他惬意地跺了跺有些麻木的教,满足地微微闭上了双眼。

列车员推着小车过来了,供应午餐。并检验者乘客的车票,在已买了午餐的车票上做着记号。刘文瀚赶快拿出车票,买了一个饼,双手捧着,嗅着那醉人的香味,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挎包,用手按了按:为了这块饼,我多坐了一站路,因为只有买了到东花园已远车票的旅客,才能买到一个不到2两的小烙饼。刘文瀚刚大学毕业,正是饭量最旺的时候,在那个粮食供应凭票定量的年代,缺乏副食,又没有油水。这块小饼对于他来说就显得那么的重要和珍贵,特别是买这个饼还不用花粮票,尽管他可能要为此多走一站的路。

从东花园车站出来,工地的汽车不在原定的地点等候。他知道,一定是那辆老爷车又出了毛病,只好开动自己的两条腿来丈量车站到工地的十几里路程了,好在这已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了,他紧了紧被包的背带,一头扎进了寒风之中,向北走出。

长城外的天气又和北京市内有所不同,这里的西北风,像是由于被燕山山脉遮挡而发起了脾气,拼命地吹着一切地面的东西,以此来发泄不满。

背着沉重的行李,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中,刘文瀚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出差目的地走去。当他看到十七号工地住宿区闪烁的灯光时,汗水已湿透了内衣,被风一吹,冰凉地贴在身上。

  

燕山余脉在这里走到了尽头,蜿蜒的山脊上伫立着的几座古烽火台,好奇地窥视着山麓几座突然冒出来的奇怪的建筑。

在这片属于河北怀来地界的广袤荒地上,有一座类似碉堡的建筑,在一面墙上高地约半米高的地方,有三个方形的观测孔,孔的前方是一个五米见方的土坑,坑内堆着一个沙堆,这就成了实验场十七号工地的建筑。在碉堡的后方,散落着几座平房,分别是机械加工、模具制作、动力、火工品仓库等,一条干涸的泄洪沟成了实验场的天然界标,一圈铁丝网和周围全副武装的哨兵,使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向南望去,极目所至之处,有一处天然的大沙山,极富沙漠景致,沙山上由细沙构成的波浪一致到山尖。一阵风吹过,沙尘带着呼啸的哨音向远方飞去。厚厚的尘埃时常光顾高大沙山不足一公里的出差人员居住营地。

  

在这简陋的条件下,我院也是我国最初的核武器冷实验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了。

用从日杂商店购买的铝水壶加工成双层的炸药熔解器,用烧水的的锅炉提供蒸汽,用马粪纸加工浇铸炸药的模具,戴着普通的口罩熬制和浇铸冒着刺鼻有毒气体的炸药部件,用铜锯和铜锉刀加工炸药部件毛坯……
 


 

一辆破旧的老爷车,是工作人员从住地到工地唯一的交通工具,然而这辆车的车次常常靠不住,经常出现“一去二三里,停车四五回,修理五六次,八九十人推”的现象,遇上车出故障,就只好步行五六公里去工地了。

最终的冷实验(俗称“打炮”),要在碉堡的土坑里完成。在炸药部件里插上雷管,放在土坑里的小沙堆上,布好电源线,调好三个方孔后三架国内能够找到的最好的高速照相机的焦距,实验的准备工作就算大致完成了。由负责人喊话,让所有的参试人员或是躲进碉堡,或是撤到安全地带,然后引爆装置。有时一天要根据理论设计进行几十次威力不同的爆轰实验。然后将实验数据传回北京,为理论部的进一步武器设计方案提供依据。

在紧张的试验中,也出现了很多令人难忘的插曲。

当时正处在困难时期,全国都在开展厉行节约运动,爆轰实验后,大家都将试验后没有炸坏的电线回收,留做下次实验用。一次实验恰遇大风,李国珍顶着风蹲在土坑里低头收集电线,没有听到实验负责人招呼大家避开的喊声,轰然一声,装置在他的身边爆响。等人们从碉堡中跑出来时,只能看见大家惊慌的表情和频繁地张合嘴。大家不禁心有余悸地捏了一把冷汗:幸亏这个装置威力不大,否则……

工地上最危险的是火工品仓库,除了在这片雷击区的所有建筑上安装避雷装置之外,还规定:进入仓库人员,为了防止静电火花,一律必须穿着纯棉衣服。隆冬时节,也只能脱掉鞋,穿着棉线袜子,在彻骨的水泥地面上出出进进。来工地参加实验的王淦昌先生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回北京后,立即指示给二机部写报告反映了这一情况,请部里解决了一些布票,买了几双棉鞋送来,大家才开始可以穿着鞋工作了。

参加试验人员白天忙完操作,晚上回去还要整理数据、拉计算尺、写实验报告。有时甚至要听着窗外呼啸的寒风声,一直忙到天边渐渐发亮••••••

十几个月的时光,就在这紧张的忙碌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国最早的冷实验数据,也在王淦昌、陈能宽等专家的参与和悉心指导,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批批地诞生了,为我国早期的核武器研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我院青海基地建成后,十七号工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每当站在那仍旧孤零零挺立在今天总装备部某试验场中的碉堡前,凝视着嵌在碉堡墙上那纪录着几十年前丰功伟绩、但业已褪色的红色字迹,听着曾在这里工作过的老前辈的讲述时,眼前不禁又浮现出当年那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又浮现出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又浮现出一双双熬红的双眸••••••透过这一切,仿佛又看到了久远年代那一颗颗报效祖国和民族的赤子之心••••••

闪光的足迹

三所  李德晃

1960年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就分配到我院参加炸药精密装药部件的研制及技术安全管理工作。几十年来,流走的是岁月,流不走的是那一行行闪光的足迹。

建院初期,我国正经历着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方单方面撕毁双方共同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致使中国核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党中央高瞻远瞩及时调整部署,决定自力更生用八年时间造出“争气弹”。

为创造实验条件,九所决定在离北京不远的河北怀来县修建临时性试验场地(即17号工地)。在实验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九所科技人员即按局领导指示,克服了种种困难,于51日前打响了九院有史以来第一炮。在此后三年时间里,九院人在这里留下了闪光的足迹。1985年,核工业部为此在原址树立了“我国原子弹试验场地纪念碑”,以缅怀在这里奋斗过的人们。
 


 

当时的17号工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风沙比较大,特别是冬天,天寒地冻,刮起大风来惊心动魄,有时要连续刮好几天。试验场地原是部队营房,科研人员只能自带行李,睡通铺,40多人睡在一间大房内,非常拥挤。

科技人员从北京九所到工地做试验,都是从五点多钟起床,背着行李乘早班公共汽车赶到西直门火车站,然后坐六个多小时的火车到长城脚下的东华园车站,下车后再步行十多公里才能到试验场地。由于当地缺水,炸药浇铸、加工、工房清洗、安全防火及生活用水都需要到十多公里外的杏花沟去拉水。在粮食供应上当时正值困难时期,每人每月定量只有27斤(1992年下半年改成30斤),每月一张肉票(2两肉)。有的人吃不饱,不得不到农民秋收后的土地里去挖遗留的土豆,到沙果园捡掉到地上的沙果,甚至采柳树叶煮着充饥,不少科技人员还得了浮肿病。好在当时在解放军食堂就餐,饭菜花样和油水还算多,每周还能吃上一顿炸油饼。

尽管17号工地工作条件十分简陋,但我们信奉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工房未建成时,科技人员就临时支起帐篷干活;当缺少破碎机时,试验人员就用瓶子做工具进行手工粉碎;在熔药时,没有蒸汽就用茶水炉烧蒸汽;没有模具就用硬纸筒代替;颗粒制备、筛选、熔化、搅拌等加工基本上都是手工近距离操作。虽然炸药蒸汽和粉尘浓度大,通风条件差,但所有参试人员毫无怨言。工地上没有淋浴设备,操作人员的内衣、被盖全被污染成红色。每月一个口罩、一副手套洗了又洗、戴了又戴。

为了照顾大家的身体,在国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觉局长亲自跑国防科委、北京市委搞保健食品。参试人员除发给工作服、口罩和手套、肥皂等劳保用品外,每人每月只能按参加试验时间的长短发给13个大肉罐头(1962年下半年给鲜肉和清油)。当时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搞科研,我们信心十足、干劲百倍,为什么?就是为了争口气,为了抢时间尽快把我们的核试验搞上去。

北京花园路夜深人静,九所3号红楼却灯火辉煌,同志们学习的学习,讨论的讨论,部、局领导白天忙于工作,晚上还来看望大家,陪同大家一起学习直到深夜。12点以后最初是动员大家回家回宿舍休息,到后来不得不关闭电闸,强迫大家离开红楼。有的回塔院集体宿舍,有的回北太平庄家属院,局领导回德胜门外国家经委宿舍。每晚步行十至三十分钟不觉疲乏,心情还特别舒畅。

当时我和王佩旋同志针对铸装工艺存在的问题,查阅国际上50年代已公开的资料,并进行翻译和整理。记得有一次组长让我去太原出差购买一批生产工具,当时王淦昌副院长知道后认真地对我说:你应该抓紧时间读书、查文献、提方案,这种事应该让懂工艺的工人师傅去做。我领会了这位老科学家的用心,高兴地放弃了出差机会。我们在王淦昌、朱光亚、陈能宽等领导同志指导下参考国外的科技文献,应用综合颗粒法提高了炸药部件的化学、物理均匀性和减少了炸药柱的裂纹。通过一系列工艺试验,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都能满足两个试验方案的波形调试和兄弟科研组爆轰试验的要求。

1963年春,参加17号工地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已经成为技术骨干力量,心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满怀豪情地挺进青海大草原,为1964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作出了贡献。

17号工地的三年中,我们这支经过筛子筛了的队伍,没有辜负中央领导的教育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中央领导要我们用8年的时间搞出原子弹,赫鲁晓夫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可是我们用实际行动响亮地回答:我们只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我们的成功靠什么?靠党的领导、靠国家的关心、靠我们九院精神、靠我们忠诚于祖国的赤子之心。




关键词: 十七号 工地 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