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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者,留下永生的情与爱



“我心里想着的就是他这个人———他这个能让人心里踏实的人。”妻子虞霜琴说。

 

“我爸爸,哈,油瓶子倒了,没准他以为就该是那么放着呢。”大女儿任之翔说。

 

“我可以常常趴在外公背上,搂着他的脖子读书。”外孙邹平说。

 

百岁的中国航天第一人任新民,今年2月走完了他一生追求的航天路。

 

在他身后,留下了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开拓者和奠基者的功勋,留下了航天技术和导弹火箭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等一串闪光的名号,也留下了长达75年的爱情,和关于“家”的深情故事……

 


 

 

 

我这辈出了三个博士,孙辈也出三个吧!”

 

任新民在中国航天建立辉煌的征程中,无论是在火箭发动机试车弥漫的硝烟旁,在测试卫星的洁净厂房里,还是在发射台上待发的火箭前,在故障分析的激烈争论会上,人们看到的,大多是他对航天事业高度的责任心和热忱,对火箭试验精细和认真度的严谨把握,对航天试验出现问题时不留情面的严厉。

 

而在与他携手70多年的结发妻、在他顾不上照看却学有所成的儿女、在曾缠绕在他身上嬉闹的孙辈们的眼里,任新民严肃的外表下面,蕴含着一片柔情。可以说,令无数人敬佩的航天巨星的百岁高寿,是任新民对中国航天事业倾情投入的修炼结果,更是他家庭和谐、内心幸福的最好诠释。    

 

任新民百岁生日时,家里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

 


 

 

他头脑清晰,反应灵敏;94岁的结发妻子虞霜琴整洁利落,照顾丈夫精细如初,料理家务井井有条;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事业有成,孙辈们朝气蓬勃,一个个走向自己的奋斗之路。他看着眼前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由衷的喜悦挂在眼角眉梢。在欢声笑语中,他对孙女说:“我和你叔公、小叔三个人都是博士,你要继续努力,争取在你们这一代也能读出三个博士。”孙女的回答直接却自信:“要是出三个院士,那是有点难,但我们中出三个博士,应该不是难事。”

 

当年叔公、小叔以任新民为榜样成为博士,如今孙辈们又以爷爷、叔公、小叔为榜样,迄今其中已经走出了三个博士。

 

77年前,他因为找住处而找到爱情

 

1956年12月,时任国防部五院导弹总体技术设计室主任的任新民,奉命前往中苏边境满洲里,接收苏联援助中国的两发P-1近程地对地导弹和一个建制营的官兵及技术装备。

 

这是一项绝密任务。导弹抵达中苏边境,为了严格保密,他们只能在夜晚零下40℃的冰天雪地里秘密奋战,整整一夜,出色完成了导弹调换车皮、产品转运,后将导弹及备件如期运抵北京。12月29日,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两发P-1导弹交接验收及签字仪式,任新民作为中方代表在交接协议上签了字,成为中国接收导弹第一人。

 

任新民的背后站着妻子虞霜琴。本是知识女性的虞霜琴,从那时起就在心里做出决定:不让任新民操持家务分心,让他专心致志做他喜欢的事情,就是对他不必表白的最真诚的爱。

 

1940年夏天,任新民与虞霜琴相识、相爱于重庆附近的江津县。

   

当时,任新民就读于中央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他抱着为中国人造枪炮、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的爱国志向勤奋学习。这一年,在他即将结束在中央兵工学校的6年学业前夕,校方安排他和同学到江津火炮实弹试验场实习。到江津后,任新民为落脚何处犯了难。他无意中听说江津师范分校的校长是安徽宁国人。远离家乡宁国,能在这里见同乡、听乡音,任新民心里着实一阵窃喜。更巧的是,细一打听,这位校长名虞焕宗,曾经与父亲有过交情,任新民在宁国读书时还曾见过面。然而,当任新民兴致勃勃找到学校前去拜访老校长时,才知虞校长前一年夏天已不幸辞世,他见到的,是虞校长读高中的女儿虞霜琴。  

 


 

任新民年轻时的画面(截屏自电视画面)

 

虞霜琴见到任新民,想起父亲曾经提起过他,他是在家乡接任父亲担任教育局局长的任海清先生的大公子,自幼聪颖,考上中央大学后又考入兵工学校大学部。任新民一身戎装,学业有成,谈吐温文尔雅,让19芳龄的虞霜琴眼前一亮,生出几分好感。

   

虞霜琴与任新民寒暄后,得知任新民正在江津找住处,为解燃眉之急,当即在男生部宿舍为任新民安排下住宿。月老,就这样牵下了他们日后美好婚姻的红线。

 

再苦再难,互相默默为对方扛住

 

任新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学校因为他扎实的基础理论,熟稔的化工、机械工程、火炮制造技术,尤其是用黑火药替代当时紧缺的无烟火药装填迫击炮弹的研究成果,选拔任新民留任学校助教。不久又聘他为讲师,并让他兼任重庆兵工署江津火炮试验厂技术员。任新民与虞霜琴鸿雁往来,彼此心灵沟通。出生于1915年12月的他,与晚生他6年的虞霜琴,在重庆《中央日报》上登载了订婚消息。  

 

虞霜琴生活拮据,若继续深造读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的筹措便成了问题。任新民豪爽而动情地劝慰道:“再苦再难也不能放弃学业。从长计议必须拥有学识,经济上有问题由我解决。”  

 

爱情的力量无限。虞霜琴同时被上海交通大学(重庆)电机系和中央大学(重庆)数学系录取。受任新民的影响,也是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虞霜琴选择了后者。  

 

1944年初春,任新民以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得被选送到美国辛辛那提磨铣床厂公费学习的机会。这次轮到了任新民在去留路口抉择。他俩的内心都非常明白,此去远渡重洋,天各一方。但虞霜琴毫不犹豫地支持任新民赴美。为了能让他安心走,也为了能名正言顺照顾任新民家中父母,虞霜琴与任新民决定结婚。他们远在他乡,没有父母亲人在身边,没有礼服婚纱,没有宴会酒席,更没有花轿婚房,仅仅拥有彼此相爱的心,和共同走向未来的憧憬。

 

1945年,就在任新民边工作边做赴美准备,同时等待行期船票,体验着他们新婚燕尔所余不多的小日子之时,虞霜琴喜忧参半地告诉任新民,她怀孕了。爱情结晶的降临令这对新人喜出望外。赴美行程一再拖延,也给了任新民照顾孕妻的机会。赴美启程日确定为1945年5月24日下午。就在这天清晨,他们的宝宝降临人世。任新民在重庆歌乐山医院看着襁褓中儿子的小脸蛋,看着躺在病床上疲惫的妻子,一时竟生出放弃赴美的念头。

 

妻子在此艰难之时,丝毫没有动摇地对任新民说:“不可犹豫,必须要走,相信我!”上天安排以儿子降临为父亲送行。10小时后,任新民登上了送他离开山城的军用飞机。

 

任新民不负妻望,在美4年里完成了于辛辛那提厂的实习,考入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机械工程研究生获硕士学位,之后,又获得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工程力学博士学位,被聘为美国布法罗大学机械工程系讲师。这边,虞霜琴则独自挑起抚育儿子的重担,并因生活所迫,肄业于中央大学数学系。她带着儿子辗转回到安徽宁国老家,照顾公婆,白天在宁国中学任教,晚上操持家务。令她备受打击的是,1947年当地流行疾病,春天她为49岁的公爹送终,夏天又失去了儿子———身边唯一的精神寄托。她怕任新民分心影响学业,硬是以内心的刚强坚持挺住,没有告诉在地球另一端的丈夫。

 

   
 

 

白驹过隙。

 

虞霜琴与任新民恩爱相伴75载,并以自己96岁的高龄送走了102岁的丈夫。

 

任新民百岁生日时,虞霜琴说起当年的婚姻,声音依然洪亮而豪爽:“那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安逸的生活,我心里想着的就是他这个人———他这个能让人心里踏实的人。”话虽然朴实,但这就是他们长久互相恩爱之情的写照。

 

独自临产,她理解他的“一根筋”

 

1949年8月,即将宣告成立的新中国亟需工程技术人员。任新民觉得报效祖国有望了,与妻子商定,一则她不再做去美国的打算,一则他即辞去美国的稳定工作,毅然返回祖国。

 

回国后,任新民先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受陈赓大将之邀,他作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哈军工”筹建工作。1956年8月,任新民奉命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参加主管导弹研制的国防部五院的筹备工作,开启了他的航天人生。自此,任新民的一生在中国航天创造了多个第一:

 

他是我国火箭总体设计第一人;在导弹副总设计师兼发动机总设计师任上,完成中国仿制导弹的成功发射;在国防部五院火箭分院副院长兼任导弹型号副主任委员任上,率队自主研制成功火箭发动机,接着在兼任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任上对发动机挖潜改造,提高导弹的射程,研制成功了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成为中国导弹发动机第一人;1970年4月24日,任新民担任“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技术总负责人,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成为中国运载火箭第一人;以后,他出任中国试验通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实用通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发射场区总指挥,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新型返回式遥感卫星工程总设计师,发射外国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任新民见证了中国航天发展迄今的全过程。他100岁生日时说过一句话:“这辈子我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中国航天。”    

 


 

 

他为中国航天发展所做的贡献和业绩,与妻子虞霜琴半个多世纪舍弃自己、支持丈夫事业的信念和行为密不可分。    

 

1950年,任新民在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所刚把家安顿好,儿子任之中便降临人世。过了一年,他们又喜迎女儿任之翔的降生。女儿出生时,任新民的研究课题到了关键时刻。这天晚上,任新民正在家里加班整理技术报告,虞霜琴突然觉得肚子一阵阵紧缩疼痛,便让任新民赶紧送自己去医院。没想到任新民头也没抬地说了句:“咱们明天早上再去吧。”

 

虞霜琴很懊恼,也很无奈。她太了解任新民工作起来的那股投入劲了,没再多说,自己拎着准备好的东西往医院走去。也许任新民听到了摔门的声音,也许他意识到孩子降生时间的不可控和紧迫性,连忙追了出去,但他的神志并没有从技术报告中转出来。他把妻子送到医院,转身就返回家继续准备他的报告去了。

 

此时虞霜琴已近临盆,办手续的医生返身问虞霜琴:“刚才跟你一起来的人呢?”

 

虞霜琴悻悻地回答:“走了!”医生费解地不停摇头。    

 

当晚,虞霜琴顺利产下女儿。   

 


 

 

第二天一大早,任新民跑来,看妻子躺在病床上,关切地问:“生了没?”    

 

虞霜琴瞥他一眼:“我就躺在这,生没生你看看我的肚子不就知道啦。”    

 

任新民这才醒悟,像小孩做错事情似的低着头说:“你觉得我这人是不是不怎么好?”

 

虞霜琴看任新民一脸愧疚,便问:“昨晚为什么把我往这儿一丢就没影了?”    

 

任新民说:“我不是急着赶技术报告嘛。”

 

虞霜琴啼笑皆非地说:“一根筋!”    

 

也就是这次任新民的“一根筋”,让虞霜琴“领教”到,只要任新民投入工作,其他事情就只能是空白。

 

公婆送终靠妻子,走关系找他也没用

 

1952年4月,任新民奉命离开南京去北京,协助陈赓大将筹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刚在北京落稳脚,放心不下妻子和孩子,他希望家人尽快来京。

 

而虞霜琴却放心不下婆母,硬是劝说婆母一起走。后来他们家搬家到哈尔滨又搬回到北京,婆母一直就没有再离开过儿媳妇。自此,时年60岁的婆母,在儿媳40年如一日的精心照料下,一直身心舒畅地活到百岁。就是在全国经济最困难、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儿媳妇也没让婆母吃过任何苦,受过一天罪。    

 

1994年5月28日,任新民为母亲过完100岁生日后不久,母亲又一次住进了医院。79岁的任新民当时担任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评审组组长,正忙于各个系统的评审,照顾母亲的事情便都交给了年过七旬的妹妹和妻子。这天,开会中的任新民接到妻子报老母亲病危的电话,他因主持会议脱不开身,说会议结束就过去。老母亲弥留之际微弱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虞霜琴急得团团转,望眼欲穿地盼着任新民的到来。然而,母亲终究没有等到儿子。当任新民来到医院,痛苦自责,不禁俯身在母亲身上失声痛哭。    

 

47年前任新民远在美国,虞霜琴为公爹送终;47年后,她又为婆母养老送终。家里人都知道,虞霜琴是任家的支柱。

 


 

1994年5月28日,任新民母亲(左三)百岁生日,任新民夫妇与弟妹等团聚

 

百岁母亲离世,任新民遗憾、难过,对妻子则心怀歉疚、感激。    

 

由此,孩子们说起自己的父亲时,是这样表达的———    

 

大儿子任之中:“我从部队回来就是一名普通的水暖工,我妻子的户口都落不上。父亲当时是七机部的副部长,但我们不找他,也没想找他,因为找他也没用。”    

 

小儿子任之幸:“小时候,很少看见父亲,但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父亲竟然蹬着自行车,骑了几十里路来看我,感动呀。”    

 

大女儿任之翔风趣地说:“我爸爸,哈,油瓶子倒了,没准他以为就该是那么放着呢。”但随之她又说:“我父亲是个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雷厉风行的人。他的精力和毅力超人,说到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    

 

二女儿任之弋笑笑说:“爸爸回家就是两件事,吃饭,睡觉。有时我想跟他说点儿事,但看他总是一脸疲惫的样子,常常是话到嘴边而不忍心。”

 

轮到妻子虞霜琴了,她则爽快地说:“早就习惯了三不问:一不问他到哪里去,二不问他做什么事,三不问他啥时候回来。因为全家人已经习惯了任新民不在家的日子。”

 

从不为工作后退,从来对孙辈温情

 

任新民的脑子里,成年累月装着的都是航天、火箭、发动机。    

 

为了中国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早日研制成功,他鞠躬尽瘁、心力交瘁。上世纪70年代末,当液氢液氧发动机研制进入工程试验阶段,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在发动机试车方面。他不畏发动机在试车时易燃易爆的危险,曾在发动机试车发生爆炸时,冲刺一般跑到还冒着烟的发动机旁,查看最原始的故障现象。发动机研制中100多次不同工况点火试车,他几乎每次都坐镇试验现场,同大家一起分析故障,查找原因,共同制定解决方案。在航天科学试验中,任新民凭借聪明、智慧和想象力在一次次挫折中发现问题,在失败中找到规律和解决办法,最后一次次走向成功。有人问任老总,中国航天精神的精髓是什么时,他干脆地回答,就两个字:实践!这里,不难看出任新民对待工作的认真和严格。

 

而当他回到家里,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大多都不与父亲嬉笑,但顽皮的孙辈们跟他处得,那可就不一样了。    

 


 

 1960年代任家全家福,前排中为任新民母亲刘淑兰,后排中为任新民夫妇

 

遇到儿女们带着他们的孩子回来,任新民便眯缝着眼睛满面欢喜。孙辈们可不像他们的爸爸妈妈那样要对外公(爷爷)察言观色。外公(爷爷)给他们的印象是和蔼、慈祥,是亲切的抱抱,是用胡子扎扎他们时的开怀大笑。当外公(爷爷)坐在沙发上戴着眼镜专注地看资料、看报纸时,他们会蹑手蹑脚悄悄爬过去,冷不防地扑向他,把他吓得越厉害,他们就越开心,越开心他们也就越顽皮,越恶作剧。即便这样,也从来没见外公(爷爷)对他们发火。每当这个时候,他们的爸爸妈妈紧张兮兮,不由地观察老爷子的表情。他们总是发现,此刻是老爷子最开心、最放松、最具温情的时候。

 

外公书房好大好大,在书房时间好长好长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任新民为了长征三号火箭的研制任务,经常到上海出差,闲暇之际,他喜欢去福州路的上海外文书店。但有一次,他让秘书带他去百货商场。秘书心里纳闷:怎么会提出去百货商场?他想买什么东西呢?    

 

到了百货商场,任新民看了看商场导购图,径直向儿童玩具柜台走去。他先把玩具看一遍,指着一个标价200多元钱的让售货员拿给他。售货员看着眼前这个穿着朴素、再普通不过的瘦老头,将玩具递过来:“侬看看清爽标价哟,这款玩具要两百多元的。”那时候,普通职工一个月工资就几十元。   

 


 

 

任新民接过玩具,认真地端详来端详去,对玩具的转动部位,还摘掉眼镜仔细观察。售货员不耐烦了,问要不要买。秘书虽然不知道任新民为什么这么认真查看玩具,但依老总的习惯,他这么认真,是一定会买的。果然,任新民按说明书上的电路原理图摆弄后,从兜里掏出钱,满意地买下了。    

 

秘书提着硕大的玩具盒子,跟着任老总走出来,不解地看着他。任新民哈哈笑道:“玩具带回北京,明天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外孙。”  

 

跟随任新民多年的秘书非常惊讶。这可真是进步呀!真没想到任老总也会有如此柔情。

 

1979年出生的任新民的外孙邹平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外公在他心目中是这样的———

 

“牛人!小时候知道外公是科学院院士,那时候我根本不懂院士是什么,也没觉得院士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可以常常趴在外公背上,搂着他的脖子读书。外公回到家常常习惯性地进书房,我也特别想跟进去,觉得外公的书房好大好大,书好多好多,外公在书房的时间好长好长。等我在清华大学读书并拿到硕士、博士学位时,才深感院士在科技人员心目中的分量。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荣誉。外公学识渊博,记忆力超强,性格倔强,可对我们却不失亲切。他为人正直,充满智慧,执著于事业,视之为生命。他是我们严厉而慈祥的长辈,是我们永生难忘的科学家,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楷模。”

 

(刊于2017年8月24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报告文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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