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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鞋带与现代科研工程


     人们都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死亡之海”,但真正的“死亡之海”是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原子弹爆心。罗布泊西北的戈壁腹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次巨大的核裂变将这里的一切都消灭掉了。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这里曾40多次爆炸过原子弹和氢弹,现在,它已经沉寂下来了,而且可能会永远沉寂下去,它留给世人的是永恒的死亡。这就是“死亡之海”。

在全国民众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中国原子弹事业就在这片被誉为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63年5月至11月,成功地进行了7次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

12月24日,整体缩小尺寸的聚合爆轰试验获得成功。

20天后,1964年1月14日,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了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

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的成功和高浓铀核装料的获得,标志着原子弹的主要技术难关已经攻克。周恩来写信祝贺。

6月6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也称冷试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与此同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飞机场、道路、通讯等40余项工程基本完工。

轰轰烈烈的基地忽然沉寂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我后来问父亲,你紧张吗?“紧张!”比打仗呢?“大概还要紧张些。”为什么?“事关重大。”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和政治紧紧相连的,两弹一星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从现在披露的文件看,直到1964年9月22日前,也就是实际爆炸的24天前,最高决策层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以便这颗原子弹能够把令人窒息的国际政治时局炸开一个缺口;他们需要用这颗炸弹来证明,证明中国人的志气,证明中国党的正确,证明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

但是,如果它炸不响呢?

我相信,谁都不会因此而责怪,但内心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和愠怒总会是有的。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万无一失”!既然一切试验都通过了,为什么拿到现场就不灵了呢?是技术问题,还是责任、态度、作风问题?可既是科学研究,哪里可能万无一失?但这是政治,政治要求科学必须万无一失!

许多人都亲眼看见过试验失败后领导人沮丧的神情。岢岚23基地,神州5号发射,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坐镇指挥,火箭点火升空几秒钟后爆炸。林脸色骤变,清场后,他仍一个人默默地呆坐了好几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即使是一个毫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都能感受到他内心深深的痛苦,为他难受。

作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没有理由不紧张。

24年后,1988年,亚星一号发射成功,西昌基地沸腾了。

在前方采访的军报记者江林从现场打电话给我,问我父亲在哪。我说住院了,我正陪着他呢。江林说,亚星一号,是你父亲和温伯格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共同签署的项目。现在,事业成功了,但他们两个开创者都退休了,我想向首长问几个问题行吗?

我把话机交给父亲。

您看电视了吗?“没有。”父亲回答。为什么?“我看得太多了。”您不再关注了,是吗?“大概是吧。”

……

江林后来和我说,和你父亲谈完,我可真有点懵了,不知该怎样报道。后来,又采访了几个科学家,他们也说,谈什么?不想谈。我又采访了观察跟踪站的女兵,她们说,什么感想?我们只想睡个好觉。

退休后,父亲和我说:“偶尔想起来还会紧张。所以,我想都不去想它。”

1964年10月13日,也就是爆炸前三天。试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在父亲带领下游览戈壁滩上的楼兰古国遗址。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习惯。1945年他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在津浦路破袭战役的前夜,他顺道游览了皇藏峪,这是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地方。父亲说:“司令员是张鼎丞,他听说我游览去了,急着说你这个家伙,第二天就要开战了,还有这个雅兴?”

楼兰,这个罗布泊边上的神秘古国,早在1600年前就消失了。楼兰人是否随着家园也一起迷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呢?遗存在大漠黄沙之中的古城遗址,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吗?几年前,当父亲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看这里的遗迹时,他就想,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我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可今天他突然改变了,他说:“不是成功了再来看,而是看完了再成功。”他亲自动员朱光亚、周光召、陈能宽、王淦昌、彭桓武,这些掌控着现代人类最高文明的学者们,在这颗原子弹起爆的前夜,一定要跟他去看看这个十几个世纪前就消失了的古代文明。这两者之间会有必然的联系吗?核弹,这个标志着现代科技的最高领域,难道也会和眼前这些被黄沙掩埋了的古代灿烂文化一样,最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王淦昌说:“爱萍同志在原子弹爆炸前夕组织我们来这里游览,确有大将风度。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原子弹能不能响呢?”

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的李旭阁说:“看得出,所有的人都紧张,这可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重托啊!”

呈现在这些科学家眼前的,只是残露在黄沙中的城垣遗迹和颓败的佛塔。

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写得好:“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都在关注着罗布泊。

周恩来9月21日致信毛泽东:“……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

第二天,即9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和政治局常委们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炸”的明确决定。

中国的首次核试验的时间表猛然间迫近了。

9月23日16时40分至17时40分,周恩来又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11人,核心中的核心。他们是:周恩来、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郑汉涛、刘柏罗、周家鼎、王亚志、李旭阁。

周恩来说:不应知道的人就不要让他知道。要实施封锁。

他又说: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也不要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消息也不准漏出去。参加试验的有6000多人,上万的人。我们现在在舞台上,他们在暗处,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你们两个(指父亲和刘西尧)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埋头苦干,是无名的工作,决定了松不得。

他又说:准备好了,打个电话给我们,不要说具体时间,就说20日之前,我们就知道了。电报要用有线电报,加保密。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希望你们家里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也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们决定这个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位主席、彭真同志。

周恩来问:万一不响,今年能再做一个吗?

父亲回答:要隔两三个月。

总理说:只好待明年了。不响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响。(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吓人,就早响。

总理说:还要防止响了以后他马上报复,也不一定,但总是要有些准备……

然后是分工:总参和空军作出防空部署;刘杰负责资料、仪器设备的转移;陈毅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当晚,父亲即召集核试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回忆说:“我站起来要走,总理说,掏掏你的衣兜,有没有纸条。总理当时规定,会议的内容不准做记录的。……运输要学习荷兰人做法;要求通信兵部,有重要通话时,其余通话统统拆线;命令一旦启动,不准再对外通信;从上到下逐级检查落实。我自己从没有给家里通过电话……”

两弹一星是科学,但科学也相信运气。

前苏联的电影《训火记》就有这样的描写。决定发射20次,前19次都成功了,但到最后一发,也就是第20次,掉下来了,那前面的成功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如果当初的决定就是试验19次呢?那结果就是成功。

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准备了不同设计的三发弹,第一发,父亲亲自到场指挥,成功了。第二发,我去看,在科委指挥所,失败了。钱学森解释说,是一、二级分离早了零点几秒。我回去说,好不容易去看一次,还失败了。父亲说,那是你运气不好。

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开玩笑。但我和国防科工委试验部门的朋友们闲聊时,他们却极其认真地说:“没错,就是和运气有关。你父亲到场肯定成功,从1960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我大惑不解。

我问过父亲,他回答得很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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