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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回忆 纪念我国首次氢弹成功试验五十周年


  今年六月正好是我国首次氢弹试验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1967617820分,在我国新疆罗布泊的戈壁滩上,瞬时升起了一颗极为神奇的“太阳”,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这是个震惊中外的大事,消息一经发出,当日《人民日报》出了特大新闻的号外专刊,人民含着激动的热泪奔走相告,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真可谓“一声惊雷震九天,万丈豪情满神州”。作为曾经亲身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试验的“原子老兵”来说,虽然岁月交替,时间流逝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可是这一件件一椿椿亲身经历的事,似乎就在眼前,真是感慨万千。

这里我首先要说一说什么是氢弹?它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巨力能量,将氢的同位素氘和氘等原子核聚合在一起,发生热核反应,放出更大能量的核武器,它的威力,自然要比原子弹厉害百倍、千倍。原子弹、氢弹的威力实在太大了,所以人们便用它们释放的总能量相当于释放同等能量的TNT炸药的量来表示,称之为TNT当量。我国首枚原子弹为2万吨TNT当量,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为300万吨TNT当量,是第一颗原子弹的150倍。所以,当今之世,谁有了氢弹,谁才是真正拥有了威慑性的核武器,才能真正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之列。

我记忆中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经过,大概情况是这样的。我国首次氢弹试验是采用飞机投弹空中爆炸的,投弹使用的飞机是轰-6甲。氢弹约在高2900米的空中爆炸,试验的“零时”是北京时间820分。在这次试验中我和我们研究组担负的任务是安全论证工作,确保氢弹试验的正常进行。

613日,试验场区进行了全场预演,一架轰-6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起飞后绕场一周后投下了一枚不装核材料,但有引爆控制系统的“冷弹”。全面检查了各部位的可靠程度,全场所有测试控制系统一切正常。

在此期间,在北京根据周恩来总理要求,试验必须做到安全周到,万无一失的要求,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中将与总参作战部等有关领导就万一发生意外情况的安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制定了具体措施和实施方案。由总参作战部、国防科委、总后勤部、国家卫生部、防化兵部、总参气象局等有关单位组成安全防护工作组由兰州军区派一名领导负责统一组织、指挥甘肃、陕西、宁夏地区的安全防护工作。为了一旦发生危情,紧急疏散居民之需,铁道部组织4列火车于试验“零时”前在玉门——哈密一线待命,总后卫生部也抽调了一百多人组成的医疗队,从北京赶到敦煌、安西、柳园地区,负责抢救救护工作。“零时”前一天,聂荣臻元帅的专机降落在马兰机场,聂帅一下飞机就直接乘车奔向试验场区。

临战前夜,地下指挥部显得比平时更加紧张,更加忙碌。为了取得一份正确、可靠的“零时”气象资料,气象站每2小时要放一个高空探测气球,每5——10分钟放一个常规气象气球。根据所测得的风速风向、温度压力、湿度等气象参数,我们就快速进行安全计算,以确保飞机投弹后能安全脱离危险区,保证场区所有参试人员和下风方向离爆炸点二三百公里以外敦煌一带居民的安全。指挥部彻夜灯火通明,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等首长眼睛都熬红了,还不时详尽地听取我们预测情况的通报。凌晨,我们转移到离爆心约70多公里一个叫白云岗山坡上去迎接即将来临震惊世界的东方红日升起。

大漠深处的六月,在清晨还带有几丝寒意,可我们的心情却异常激动。由于区域时差两个小时,北京时间八点多,新疆时间只有六点多。只见一架飞机由西向东飞来,飞过我们头顶,飞到预定爆心,转了几个圈后瞄准靶标投弹了,顷刻,碧蓝的天空出现强烈的闪光,一个巨大的火球突现在空中。那时天际上方朝阳正在冉冉升起,天幕上出现“两个太阳”同发光辉的奇特景象,随后,我们听到了如滚滚春雷般的巨响,迎面吹来的冲击波吹在脸上真有点热辣辣的感觉。几分钟后,一朵非常绚丽的蘑菇云形成了,白里透红的一个大蘑菇,头上绕着一轮轮的光环,壮观极了。据我们在场外调查的同志说,在距爆点约二三百公里的南疆若羌、铁干里克等地亦看到了天空中的闪光,我们的生活区——马兰,虽离场地有200多公里亦感到了玻璃窗在摇动,像发生地震似的,真是感天动地。

我们的首次核试验成功了,这次氢弹爆炸的威力,相当于300万吨TNT炸药的爆炸威力,这是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又一个里程碑,中华儿女用自己行动实现了毛泽东主席1958年所作的响亮的预言:“搞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时间完全可能”。

更值得骄傲的是: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3个月,前苏联用了63个月,英国用了47个月,法国用了36个月,我们自196410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19676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仅用了二年零八个月,创造了世界纪录。

从事核试验任务,是光荣的,但也是十分艰辛的,特别是在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及最初几次核试验的时期。

首先是我们没有技术资料,完全白手起家,那时美国和西欧强国频频对我国打压、威胁,严密封锁技术资料,对归国人员绝不允许携带一点半点的科技资料回国。前苏联又背信弃义中断对华援助项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拒绝提供任何核弹技术。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国防科委核试验研究所,真是一片空白,白手起家,困难重重。

没有资料怎么办?就自己想,自己找。为了找到星星点点可以参考的资料,我们经常起早摸黑,带着一壶水、几个馒头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和军内外各大情报所。找来的科技资料全是外文,为了攻克阅读外文的难关,我们每个人都起早摸黑攻读外语,如果有一天找到了一点可用的资料,我们真高兴坏了,笑得合不上嘴。我们是搞理论计算的,但是我们当时的运算工具十分简单,一把计算尺、一台手摇计算机、几把直尺和曲线尺,我们就是依靠它们计算出亿万个数据,画出了成千上万条曲线来验证我们的计算方案。虽然我们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但我们当时学习工作的勤奋和刻苦,绝不亚于当今将要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

二是工作、生活环境的极端艰辛。我们深入大漠深处,扎根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搞试验,工作生活条件确实很艰辛。试验场区离我们生活区——马兰还有二百多公里,这二百多公里的路可真不好走,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就象过去我们洗衣裳的搓衣板一样,我们都叫它为“搓板路”一高一低一颠一颠的,一天下来简直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颠出来了。到了驻地,不论男的、女的一个个都是满身满脸尘土,都成了泥猴子了。我们住的都是清一色的帐篷和行军床,戈壁滩上昼夜温差大,我们住的帐篷都是半埋在地下的,这样既可防暑降温,也可抵御风沙。戈壁滩上缺水缺少新鲜蔬菜供应。我们喝的用的都是盐咸水,很苦很涩,很不好喝,而且越喝越渴,拉出来的大便也变成了柏油色的了。就是这样的水还是用汽车从几十公里外的孔雀河里拉来的,十分珍贵。在戈壁滩上生活,很难吃到新鲜蔬菜,要不就是洋葱、土豆、萝卜。荤菜都是罐头食品,什么罐头肉、罐头鱼、铁桶蛋粉,还有就是香肠、皮蛋,开饭时就蹲在地上吃,一阵风吹来,砂子石粒就变成了胡椒粉、调味品了。当时我们试验场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曾写了一首《春雷之歌》的诗,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饥餐砂粒饭,渴饮苦水浆”,这就是我们场区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是绝对保密。核试验代号为21#,属国家绝密任务,记得1964年元旦刚过,13日聂荣臻元帅冒着雪花和寒冷来到我们研究所,对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科技工作者说:“你们从事的工作是光荣而伟大的,但要绝对保密,要隐姓埋名,甘当无名英雄”。所以我们进入试验场区执行任务,对谁也不能说,绝不透露半点风声,我们写给家人的信,都要检查过,看看有没有泄密,先从场区由军邮带回北京,再由原地寄出,家里来信也得这样转一个大圈子,我们才能收到这样信件,一来一回就得花个把月。每个进入试验场区的人,都发特别通行证,还得经过几道关卡检查,参加核试验的人员人人讲保密,人人都保密,即使是高级领导也不例外。记得有一回,张爱萍上将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回到北京专程去看望邓大姐。总理一家设便宴留他吃饭。邓大姐一边给张爱萍夹菜,一边开着玩笑地说:“爱萍,大姐可要批评你几句,办了这么大的事情也该给大姐通个气么”。总理听了,连忙给张爱萍打圆场说:“是我叫他们不准给老婆孩子,亲戚朋友说的,这是保密纪律......”。可见,当年首次核试验是属国家绝密任务,连周总理对邓大姐也如此保密。

这里我还有一个真实而有趣的小故事,1964年春节的一个晚上,某部机要员孙女士婚假期间,突然接到领导电话,婚假取消,立即返回部队,执行特殊任务,不许和家人告别,不许留条,不许告诉任何人。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她刚结婚三天就匆匆地离开了家,新郎回来不见妻子,等了整整一夜,又四处寻找,几乎急疯了。孙女士就像做梦一样悄悄来到了戈壁滩试验场区,她也不知道丈夫会急成什么样。一天傍晚她和几个同事在戈壁滩上散步,突然看见一个满身是土的大个子军官,很象自己的丈夫肖X,她赶紧追上去一看,刹那间两个人都惊呆了,是你,是你!原来,新娘失踪的第四天,丈夫肖X也接到了同样的紧急电话,返回部队。在试验场地区,夫妻俩的工作单位相距不到几公里,而且两人都到对方的驻地去过,3个月内竟没能发现对方。真是苍天有眼,小两口却在“死亡之海”的戈壁滩上意外重逢了,真是又惊又喜。

弹指一挥间,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当年曾为我国核试验事业献出过青春年华的原子老兵,我们没有加过工资,发过奖金,连核补偿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得到,但是我们曾为祖国的强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过一份心,流过一滴汗,出过一份力,也就足以自慰了。

平望镇关工委  朱明发

                                       ○一七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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