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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政府是怎样观察和利用中苏分歧的?

作者: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近年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表明,肯尼迪当政时曾密切关注中苏分歧的发展,并试图通过美苏首脑会谈、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延迟中国核武器试验、心理舆论战等一系列手段,利用中苏分歧。但是,中苏关系尚未达到破裂地步,美国政府不敢确信国际共运内部矛盾是不可弥合的,不能排除中苏重归于好共同对敌的可能性,并认为在中苏之间,中国是更敌视美国、更坚决地支持世界各地反帝斗争的一方。所以,它特别谨慎地注意让中苏分裂的趋势自然发展,尽量避免任何可能促成中苏和解的步骤。其对华政策则保持着比对苏政策更僵硬的立场。

关于六十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就历史学领域的情况而论,可以说是成果寥寥,问题不少。政界要人的回忆录,政治学家的速就篇,传记作家的畅销书,新闻记者的报道,这四种资源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直观生动但又真假难辩的研究素材,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初级研究成果。[1]而更多的历史学家则宁愿等到有机会大量查阅能揭示历史表象背后深层内幕的档案文件,并能对事件的结局及新的发展有所了解之后,再更准确更深入地澄清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分裂的认知和反应,是海外学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张少书(Goldon H.Chang )著有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the Soviet Union1948-1972一书,运用十年前发掘的部分档案,探讨了美、中、苏之间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指出肯尼迪出于种族偏见等因素奉行对苏缓和、对华强硬的方针,企图与苏联联手阻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有开创性的。[2]台湾学者戴万钦随后根据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等处的史料,又亲自采访了当年肯尼迪的一些僚属,用政治学的决策认知模式,分析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失和基本上采取了“不介入加剧”的对策,是“反应不足”的表现。[3]

随着近年来大量新的肯尼迪时期外交档案的解密,以上著作中的论点受到新的挑战。历史学者应可利用较充分的原始资料,更深入细致地分析肯尼迪政府对中苏分歧的认识和利用的程度,以及相关政策的决策过程、内容和影响。笔者愿根据这些新的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与苏联结盟和与美国对抗,是五十年代中国对外政策中相互影响的两个基本方面。[4]而分化中苏同盟,也是美国对外政策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美国在考虑对华政策有无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自然要考虑到对苏政策和中苏关系。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时期,美国政府采用的是对苏缓和,对华强硬的策略,力图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诱发矛盾。[5]1961年肯尼迪就任总统后,无论是考虑对苏政策还是对华政策,都把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影响考虑在内。他和政府各部门的有关官员及研究者一样,密切注意着当时中苏矛盾的发展,探寻中苏分歧对美国政策上的价值是什么?

这时,中苏分歧已日趋公开化,甚至由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美国冷战问题的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这种分化趋向,无疑给西方阵营提供了机会。但是,这种趋向能够持续多久?最终结果是导致国际共运的分裂还是重新和解?分歧的双方将分别谋求对西方关系的改善以减轻外部的压力,还是会竞相表现自己的反帝革命性以争取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这对西方是可乘之机,还是厄运前兆?如果是一个机会,又该怎么利用这个机会?明显地向一方示好而同另一方作对,是加速分化还是帮了倒忙,即引起国际共运各方对“帝国主义阴谋”的警觉而团结对敌?如果可以分化国际共运,是拉拢倾向于温和路线的苏联去压迫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上更显激进的中国,还是和相对贫弱的中国携起手来对抗实力足以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苏联?这些都是美国决策者不得不反复权衡、慎重抉择的复杂问题。

一中苏关系乍寒又暖

1956年开始逐渐紧张起来的中苏关系,至1960年底出现了转机。这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由于中共方面贯彻了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苏共方面也不愿破裂,加之全世界共产党人都不希望中苏分裂,所以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发表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赫鲁晓夫同意结束争论,恢复中苏两党原来的良好关系。双方还商定,今后有不同意见,两党先协商,达成一致,再提到国际会议上去。以后中苏双方不在报刊上论战。[6]

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果。1961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中苏关系采取缓和的方针,停止论战,集中力量搞好国内的调整工作,同时争取进一步改善同邻国的关系。[7]

这期间,苏联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主动采取了一些恢复关系的步骤,例如:

1961112日,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苏联政府现在已经有可能采取必要措施,为在中国生产米格—21Φ型歼击机提供技术援助。周恩来25日复信表示将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具体洽谈,签订有关协定。[8]

2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说明苏联虽然在谷物和畜产品的生产及采购方面也有困难,还不得不向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朝鲜提供大量谷物,但是,中国的困难比我们大。因此苏方建议在19618月底以前,可以用借贷方式援助中国100万吨粮食(30万吨小麦、70万吨黑麦)和50万吨古巴糖。[9]

周恩来38日受中共中央委托,口头答复苏方:对苏共中央的国际主义好意表示非常感谢。现在苏联也有灾情,所以我们不愿加重苏联的负担。当我们面临粮食供应的暂时困难时,首先动员自己的内部力量,其次利用当前的国际条件,争取用延期付款的方式从国际市场再多进口一些粮食,从而把苏联建议提供的粮食留做后备,只在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发生困难的情况下,才向苏联提出借贷粮食的要求。至于50万吨古巴糖,如果苏联国内市场不甚急需,我们同意接受这部分援助。[10]

苏共中央同意把100万吨粮食作为中国的后备粮,根据中国的需要可以随时启运。50万吨糖将迅速运往中国。又主动提出在中苏贸易中,中方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11]

中苏在国际事务中也继续合作。这年5月至7月召开了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中苏两国代表团相互配合,为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做出积极的贡献。赫鲁晓夫75日亲自接见从日内瓦返国途径莫斯科的陈毅外长,一再表示愿为加强中苏关系采取实际步骤,并陪同陈毅乘车由克里姆林宫前往列宁山政府迎宾馆共进午餐。[12]

中苏双方这一时期试图缓和并恢复关系的原因之一,是出于对美斗争的战略需要。1960年下半年,美国在刚果、古巴、东南亚等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在柏林、联合国等问题上同苏联对抗。1961年初肯尼迪上台以后,古巴、柏林、刚果、老挝成为两大阵营摩擦的四大热点。在这种“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考虑到,中国目前困难较大,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以必须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还要考虑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的困难,伙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冒险。改善中苏关系,就可以减弱美国对中国军事侵犯的危险性。毛泽东一度乐观地认为,大家还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反帝,天是塌不下来的。[13]

对于赫鲁晓夫个人,中共中央通过分析,并不抱什么好感。但是从反帝大局出发,希望同苏联保持团结。早在1960522日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就论定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是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对美国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会儿把美国首脑捧上了天,一会儿又强硬地对骂起来。他在美国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事件前后的表现就是例证。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后,中共中央更认为这个苏联领导人是善变的,经常是临时应付,一贯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中共对整个局势是谨慎对待,保持警惕。但是对苏共还是采取加强团结的方针,并且想采取一些具体步骤来加强团结。[14]

很快,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的战略考虑和对赫鲁晓夫的分析,就得到了验证。

二赫鲁晓夫维护中国立场

19616月初,美苏首脑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高峰会谈,双方事先公布的议题包括双边关系和裁军、控核、德国、老挝等国际问题。那么,有没有讨论中国问题?如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否曾达成对中国不利的某种交易?这是中国方面长期以来一直猜疑的问题。联想到19599月,赫鲁晓夫为了迎合同艾森豪威尔的戴维营会谈,事先下令停止对中国的核技术援助,会谈后又几乎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公然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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