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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坚守——记我国快堆技术专家徐銤院士

现在大家感觉有点吵,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通风机运转的噪音,另一个是为保证冷却剂钠在液态下使用,主泵仍在运转。经过三道安检程序,7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銤穿着蓝色工装,身手矫健地领着记者沿着窄窄的楼梯,爬上了中国第一座实验快堆核岛厂房内近10米高的顶层甲板,当起了讲解员。

今年721日,我国快堆技术迈出了关键一步——并网发电成功,这意味着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

在别人眼中这如烟花般璀璨光辉的一瞬间,却是徐銤长达半个世纪的坚守,从风华正茂到年逾古稀,从图纸变成现实……这位慈祥的老人说:我大半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快堆。

我当时觉得非常有意思,想弄明白

快堆,有别于目前全世界400多座核电站的主力堆型——热堆,主要差别是在核燃料的利用上。

在热堆中,铀-235好比煤,铀-238好比废料煤矸石。遗憾的是,自然界中铀-235的蕴藏量仅占0.66%,其余绝大部分是铀-238,占99.2%

在快堆中,常用的核燃料是钚-239,钚-239发生裂变时放出来的快中子会被装在反应区周围的铀-238吸收,又变成钚-239,从而使堆中核燃料变多,反应开始循环持续下去,铀资源的利用率可提高到60%—70%。这意味着相对较贫的铀矿有了开采的价值。快堆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核废料越烧越少。热堆反应后的剩余物的放射性仍然很强,如果直接进行地质处置,耗资极其惊人。而这些核废料在快堆反应中经过回收再利用以后,可降低放射性物质的衰变期,可大大减少核废物处置量,因此快堆被认为是第四代核电技术。

我当时觉得非常有意思,想弄明白。”1961年,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徐銤来到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虽然最初他并未参与这项工作,但他自学查阅了大量资料,并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崭新的领域。

1965年,徐銤开始从事快堆研究。1970年,东风6零功率实验装置临界,实现了我国快堆技术研究的突破。当时恰逢徐銤当值班组长,一切仿佛注定了他与快堆的不解之缘。

科学研究往往是寂寞而艰辛的,对于技术复杂、设想超前的快堆技术研究尤其如此。

1971年,34岁的徐銤遭遇事业中的第一个低谷。由于国家建设需要,与快堆研究课题有关的科研人员举家从北京搬迁到三线四川夹江,准备筹划快堆下一步的发展。

正值文革期间,国家经济困难,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加上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都不明确,快堆的发展一时陷入困境。和徐銤共事40年的快堆工程部原副总工程师陈逸少回忆说,当时许多人选择了放弃,在情况最糟糕的1985年前后,原本300余人的快堆队伍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只剩下100多人。

徐銤有机会去竞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职位,大亚湾核电站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面对这些,他丝毫不为所动,还不厌其烦地游说身边的同事不要轻言放弃。

在夹江的山沟里能获得的信息毕竟少,真正搞起科研来还得往外跑。为了更多了解快堆技术的进展情况,他每年至少出差20次,坐着绿皮火车四处奔波,有时一坐就是30多个小时,而且还常常10多个小时因为没座只能站着。

曙光再次出现

19864月,国内专家汇聚北京,共同商讨863计划能源领域的项目。年届半百的徐銤参加了这一决定快堆命运的关键会议。从国家能源发展的战略考虑,快堆被列入了863计划能源领域重大科技专项。紧接着,中核集团决定重新整合快堆研发力量,让远在四川的一班人马拖家带口回到了北京。

快堆犹如一叶搁浅已久的小舟重新又驶入新的航程,喜悦让所有的等待和艰辛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徐銤没有带回更多东西,却带回了一大推快堆资料,堆满了他当时住的小屋。作为国家863计划能源领域专家和快堆项目负责人,他开始了快堆事业新的征程。

但伴随着快堆成长的脚步,争论并没有停止。

一路走过来非常艰辛,每隔几年就有一次风波。快堆工程部原总经理钱顺发和徐銤一起携手走过了20年风雨。技术问题、经费问题接踵而至,甚至国外快堆的风吹草动也会在国内引发不同的声音。但徐銤等一批老科学家硬是挺了过来。

快堆并网发电成功时,现场掌声雷动,满头白发的徐銤显得异常平静,但两行激动的热泪从眼角悄悄滑落,一向温和儒雅、面带微笑的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尽管在上世纪60年代还并不真正清楚快堆到底能进展到什么程度,但总想为国家作出贡献,所以我们连续几十年一直在坚持。快堆的发展得到党和国家很多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最早是1968年周总理亲自批准用高浓铀给我们做快中子零功率实验……”

我坚持46年,不光因为对快堆有感情

徐銤生于1937年,那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为其取名第76号化学元素,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希望孩子这辈子有钱花有饭吃。

因为特殊的成长背景,国家二字在徐銤心中的分量格外沉重。

今年3月日本发生福岛核事故,全世界都开始重新认识核电站安全设计。但在多年前,徐銤已坚持了实验快堆固有安全性和非能动安全设计,这个系统具有独立性,在全厂内外都停电的情况下,不用人工操控就可以自动把余热导出,防止堆芯熔化,可大大提升反应堆事故余热导出的安全功能。这好比人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比打针、吃药有用得多。

对于这个方案,当时俄罗斯专家认为采用他们已有技术就可以了。但一向内敛温和的徐銤表现出少有的执拗。双方最终达成了共识,同意了我方的方案。在合作过程中,他始终强调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针,在许多专业上,要求与俄罗斯做平行设计,实现设计自主性。在他的带领下,首先完成了中国实验快堆的概念设计,然后组织中方工程技术设计人员在消化吸收俄方技术设计的基础上,独立完成了快堆的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

相识近20年,作为学生的快堆工程部副总工程师喻宏印象深刻的是,这位长年与数据、图纸打交道的老人,不止一次在十多层的厂房爬上爬下,检查施工和安装进展,处理技术问题。他的“005安全帽都布满了坑坑洼洼、大大小小的伤痕,几年来先后换了5顶。

但对于个人,他索取的很少。

使用面积不足60平方米的房子,没有装修,水泥地面,家具摆设简单朴素。生活中他固执地奉行公私分明的原则,家里的一部电话有两个账户,私用长途自己交费。因为平时要接待很多重要人士参观,单位给徐銤买了件衬衫当工作服,但他坚决要自己买单。

一提配备专车,徐銤马上摆手:用不上,用不上,走不动再说。至今他的坐骑是一辆从1973年就陪伴他风里来雨里去的老式28永久牌自行车。

生活如此简朴,他却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颁发的突出贡献奖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

那么多优秀科学家为了国家利益,放弃国外优越环境,我们只是跟着学。作为我国核工业老母鸡,国家表彰的23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7位曾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创建功勋,这里曾走出60余位两院院士。徐銤说:我坚持46年,不光因为对快堆有感情,更重要的是从老一辈科学家那里学到了对事业的执着。

如今这种坚持更显可贵和难得。

现在市场经济,大家有各种选择,我的建议是,不要想哪儿待遇好点儿就去哪。徐銤谈及前不久经历的一件小事,一家公司的两名技术人员和他面谈某项技术的转让价格。徐銤一听,觉得两人水平很不错,当时就感慨:你们本应坐到我这边来接我的班,现在和我面对面来谈价格,我心里多难受啊。两名技术人员当即红了脸。

但徐銤说,这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学了技术要往真正能作出贡献的地方钻。我的很多学生都比我强,因为我的很多知识靠自学,我希望年轻人将为国家出力的弦能绷得紧点

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经过两轮评审和最终选举,徐銤是54名新增院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前几天他接到中国工程院的一封信,信中希望院士要坚持在一线工作,保持低调。

  
 “这些我都接受得了。徐銤说,自己当选院士只是为快堆发展多了一个发声筒,快堆是国家需要的,而且从技术上来讲是毫无疑问的,但领导没有专门的时间去研究快堆的技术问题,现在国家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快堆后续的发展上……”显然,快堆已成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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