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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商用卫星发射的影响

   一、初期阶段
  (1985年10月~1990年4月)
  
  市场开发的初期阶段正是冷战结束前后中美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时期。在中美关系史上,人们通常把1949年作为冷战开始的年代,把1989年推倒“柏林墙”或者1991年“前苏联解体”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冷战期间,美国采取了“扶植中国,抗衡苏联”的“合作”战略。到了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战略格局从“两个超级大国”变成了美国“一超”的格局,中国失去了对美国的重要战略价值,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出现变化。美国认为,前苏联不再是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而那些拥有核能力和导弹技术的国家则开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另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国内经济发展迅猛,军事实力增强,美国因此也需要把中国作为新的战略目标。显而易见,依照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看法,美国需要逐步改变和调整对华政策。但是如何调整,美国是需要中国还是抛弃中国,是“遏制”中国还是“接触”中国,这些问题和矛盾一直没有定论。


  美国对华政策的模糊性或矛盾性也反映在美国对中国发射美制卫星问题的处理上。1989年1月26日,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商业发射服务国际贸易协议备忘录》,就高轨道卫星发射中的国际贸易问题达成了一致。该协议规定,在协议有效期内,中国为国际用户发射美制通信卫星的数量不得超过9颗。该协议是美国政府允许中国发射美制卫星的前提之一。它反映出美国政府想利用长征火箭发射美制卫星的配额来限制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一次性运载火箭当时尚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迫于国内企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美国政府又不得不允许使用中国的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以减缓国内就业压力和解决国内火箭短缺与卫星数量不断增长的矛盾。可见,在市场开发初期,美国限制与允许使用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这对矛盾是十分明显的,也体现出了美国在对华政策上“遏制”还是“接触”中国的矛盾。


  1989年6月的“政治风波”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模糊不清或模棱两可了。美国原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会向着美国所希望的所谓“民主”方向发展,但这种幻想破灭了。它认识到需要重新确认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国不再需要中国,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它矛盾所掩盖,如政治制度的差别、人权、贸易纠纷、台湾问题和军控问题等。美国因“政治风波”而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制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这一系列制裁措施首次涉及到了严格限制中国火箭发射美制卫星的问题。1989年6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第1109号公告》,宣布暂停一切美国对中国的军品出口项目,其中包括当时正在审批许可证的“亚星”1号和“澳星”B1/B2卫星出口项目。这是美国政府因人权问题对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第一次制裁。面对这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制裁,中国政府全面反击,反对美国的粗暴干涉。中国航天也就美国限制中国火箭发射美制卫星的问题,多次与美国有关部门进行交涉,终于迫使美国政府在1989年12月19日恢复审批程序,并签发了“亚星”1号和“澳星”B1/B2卫星的出口许可证。

  

  1990年2月16日,在国会的压力下,老布什签署了《1990~1991财政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其中规定批准出口美制卫星到中国发射必须由总统报告国会并经总统特批等限制性条件。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从立法层面上加强对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制卫星的限制,是美国政府最早严格限制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且迄今仍然有效的“紧箍咒”之一。


  初期阶段的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就是在冷战结束前后美国这种模棱两可或充满矛盾的对华政策中发展起来的。


  1985年10月26日,中国航天借助其具有国际水平的航天技术,利用世界卫星通信业务发展迅速、国际市场急需商用运载火箭的契机,作出了使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为国际商业卫星提供发射服务的英明决策。根据当时中国航天的管理体制,我们采用了“对外归口,内走渠道”的管理模式,使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走向了国际市场。


  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1987年6月16日,在首次参加法国巴黎航展期间,我们同法国马特拉公司签订了利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发射我返回式卫星的机会搭载其微重力实验装置的搭载发射合同(仪器搭载)。该合同虽然价值不高,但却标志着中国航天首次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


  1987年11月17日,我们与瑞典空间公司就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搭载发射“弗利亚”科学实验卫星签署了合同。这是中国首次签订卫星搭载发射合同,在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早期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1988年11月1日,我们与美国休斯公司签订了使用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发射两颗澳大利亚通信卫星(“澳星”B1/B2)的发射服务合同,实现了长征火箭首次与美制卫星对接的目标。1989年1月23日,我们又与亚洲卫星通信有限公司签订了使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亚星”1号通信卫星的发射服务合同。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亚星”1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圆满地完成了第一份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合同。


  此合同的执行标志着中国航天已经正式成为世界市场上重要的卫星发射服务提供商之一。至此,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发展阶段
  (1990年4月~1996年2月)

  
  “亚星”1号发射成功后,借助通信卫星技术发展迅速、市场急需补充商用运载火箭的契机,我们加大市场开发力度,瞄准市场目标,积极改进和提高火箭性能,先后推出了长征二号E捆绑式火箭、长征三号乙火箭和长征二号丙改进型火箭等新型运载火箭,从而赢得了国际通信卫星组织、亚洲卫星公司、亚太卫星公司、回声星公司和铱公司等厂家的美制卫星发射合同。长征火箭补充了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发射能力的不足,在最高峰时期曾占有7%~9%的市场份额。以1995年为例,在这一年里我们赢得了6份发射服务合同,正在执行的发射服务项目达到了11个。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在这个阶段前期,美国已经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作为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以中国的军事实力和航天技术,美国更是认为应当把中国作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重要对象之一。


  在美国对华政策中,除台湾问题这个根本性问题外,人权、贸易和防扩散是两国关系的“三个中心”,而就防扩散等军控问题,美国能对中国进行有效控制的手段之一,就是限制中国发射美制卫星。例如,1991年6月25日,美国政府以“向巴基斯坦转让了《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所列的导弹技术和设备”为由,宣布对中国发射美制卫星进行两年的制裁。这是美国对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的第二次制裁,也是美国第一次因防扩散等军控问题制裁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后来,美国政府又接连制造“银河号”事件,于1993年8月25日再次以“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技术”为由,宣布对中国发射美制卫星进行制裁,即第三次制裁。

        

  在这两次制裁期间,中美两国代表多次就《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涉及的问题交换意见,中方就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业务情况与美国政府进行了沟通。通过这两次制裁,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冷战结束后,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已经成为美国解决美中防扩散等军控问题的工具之一,是军控问题的晴雨表。只要中美关系出现风吹草动,特别是在军控问题上发生分歧,就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而如果两国政府在军控问题上有所承诺或达成共识,美国在制裁问题上就会有所松动。1991年12月20日和1994年4月1日,美国分别解除了上述两次制裁,恢复了卫星出口许可证审批程序,就是典型的例证。  

关键词: 冷战 美国 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