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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秘史

 

  “两弹一星”是争气弹

  
  20世纪50年代,中国核工业和航天工业的初始化工作,是扶着苏联“老大哥”的肩膀开始的。当时的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强国,许多中国人的革命理想就是能过上像苏联人民一样的幸福生活,建立起像苏联那样的大工业。然而,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恩赐上是不现实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你在核心技术上无法与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你便失掉了和别人平起平坐的资格和尊严。1960年,中国在经历严重自然灾害的痛楚中,又不得不强忍“老大哥”送来的“恶果”。
  
  苏联从同意援助到毁约撤援
  

  1956年8月,李富春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问题。当时,苏联同意援助我国2枚教学弹:P-1导弹(二战时期德国V-2导弹的变型)及其配套设备,并答复说,对中国的援助仅限于培养人才,而且只能接受50名留学生。1957年7月,苏联领导人对于向中国提供国防新技术援助的态度有了松动。9月,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就新技术援助问题同苏方进行了谈判。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的研制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从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在综合性原子能生产与研究核武器、导弹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导弹武器、核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比如,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我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我国进行仿制,并提供导弹研制、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增加接收导弹专业留学生的名额。此前,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技术方面还签订了5个协议,在铀矿普查勘探与核物理研究方面以及核工业建设方面,苏联也答应对中国提供援助。
  
  “老大哥”同意在原子能和导弹技术方面向中国提供广泛的援助。按照他们的话讲:中国在这方面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也可以从苏联的肩膀上跳。这使得中国科技人员备受鼓舞,在“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掀起了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高潮。当时两大系统都提出了“边干边学,建成学会”、“虚心学习,独立思考”的口号,毛泽东十分赞赏这种学习态度,他曾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要“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中苏两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后的头两年,协定执行得比较顺利。从1957年底开始,苏联相继运来三种导弹样品以及有关的图纸资料和工装、设备,派来了几批技术专家。1958年秋,国防部五院开展了广泛的技术学习活动,组织技术人员跟班向苏联专家学习。由于当时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学习是为了独创”,虽然在仿制和在向苏联专家学习的过程中一度出现过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的现象,但很快得到了纠正。大多数来华的苏联专家,热情帮助我国技术人员消化资料,掌握技术,并提供了一些管理方面的经验,在导弹的仿制和研制基地的建设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58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国一方面开始进行导弹研制基地和发射场的建设,一方面开始仿制苏联提供的P-2近程地地导弹(当时的计划是1959年10月发射,工程代号为“1059”)和几种战术导弹。仿制工作的开展,加速了我国掌握导弹技术的步伐。


  
  1958年春天,苏联援助建立的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的回旋加速器先后在北京建成。9月27日,在工程现场举行了隆重的移交生产典礼。参加仪式的有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家来办原子能》的社论,邮电部还为此专门发行了两枚纪念邮票。不久中国科学家自己设计制造的能量为2.5兆静电加速器也建成投入运行。自行研制的中子谱仪等重要的仪器设备也先后被生产出来,交付使用。从此,中国核科学研究的技术装备和实验手段真可谓是“鸟枪换炮”了。


  苏联的援助的确帮了中国国防工业建设的忙。


  然而,当这种友谊和援助要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尊严为条件的时候,破裂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58年7月3l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再次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显示出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毛泽东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随着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两党关系的恶化很快就扩大到国家的关系上。随之而来的是,苏联政府以种种借口限制提供军事方面的援助,比如坚决拒绝向中国提供研制核潜艇的任何资料,同时,极力拖延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执行。虽然协定规定苏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事后苏方却以种种借口拖延不给。先是要求有专门的储存仓库,等到我国将仓库盖好后,又提出保密条件不够;在我国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苏联保密专家也表示满意后,苏方才于1958年10月函复“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到了限期,他们还是拖着不给。正当中国组织好代表团,准备就上述问题启程赴苏进行谈判时,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原协议规定应该提供我国的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要推迟两年以后视国际形势发展再定”。其冠冕堂皇的借口是,苏联正在日内瓦参加“禁止试验核弹头的谈判”,“如果再向中国援助核技术的话,会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并且大言不惭地说,“鉴于我们之间的兄弟关系,一旦战争发生的话,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可以用来保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每个国家”。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2天后的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惊愕的中国人很快复照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这一决定,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的任何回音。事实上,在上述照会之前苏联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有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早以回国休假为名而一去不返;7月6日,在北京核工程设计院工作的8名专家(其中6人是主任工程师)奉命提前回国(按合同尚未到期);7月8日,正在兰州铀浓缩厂现场负责安装工作的5名专家,也突然撤离。8月12日,在国防部五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退回国;到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的协定和合同,短短一个多月时间,1390名专家撤走了,数十个协定和数百份合同撕毁了,他们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同时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即停止。正处在土建施工高潮的项目成了半截子工程——已经运来的部分设备,由于缺少其中最关键的设备,没有办法安装调整;已经完成安装的设备,由于没有图纸资料无法运转;许多工程因无法形成生产能力而成了摆设。于是,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只好半途停顿,一些厂矿只好停工停产,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这不仅在工程设计、专用设备制造、新型材料供应以及生产准备等各方面,给我国核工业、航天工业带来了很大困难,严重地影响了整个建设的进行,也使我国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损失。国际上普遍认为,“苏联此举是对中国核工业、航天工业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说法的确不是耸人听闻。
  
  


 


再穷的人,也要有根打狗棍

  
  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协议,从反面激发了我国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精神,他们直挺着不屈的脊梁,艰难而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在苏联专家撤走后,我国政府发言人发表了严正的声明:“苏联领导人嘲笑中国落后,未免太早了。……不管怎么样,即使一百年造不出原子弹,中国人民也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下跪。”


  当时作为两弹工程组织者之一的张爱萍曾有一句著名的话:“再穷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棍”。陈毅也有一句名言:“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早一点把原子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说话腰杆就硬了。”


“596”这个数字,被中国核工业人牢牢地记在心里。1959年6月20日这一天,是苏共致函中共中央,停止向中国援助研制原子弹,妄图让中国在他们的羽翼下生活的日子。这一天是令人蒙羞的日子,也是令人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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