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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追记

 

2000年郭永怀夫人李佩在北京首次接受家乡市委的综合采访(在此之前夫人拒绝一切媒体采访)
 

在四川绵阳29基地采访郭永怀学生,中科院院士张涵信将军  

在四川绵阳29基地采访郭永怀学生,中科院院士张涵信将军 

 

        ●当年年仅6岁的他曾遭绑架,幼年时的这一经历砺炼成就了他的不畏强暴、知恩图报、百折不挠、处变益静的人格特质。

●青年时代,国力日衰、强敌入侵、战乱频仍,艰难时势唤醒了他的科学救国、科学强国之梦,于是跨洋跨海,纵横求索。

●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使他看到了祖国振兴的希望,他毅然拒绝了美国同事请他参加的机密研究项目,放弃了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携妻挈女义无反顾踏上归途。

●强权敌国的核武讹诈、“友好邻邦”背信弃义,无不使他食不甘味,义愤填膺;从受命研制“两弹一星”之日起,他便作为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之一,呕心沥血,发足抢时,立誓拼命也要尽快拿出“争气弹”。

●连声巨响,举国欢呼,强虏魂飞胆裂!又一次核武发射试验在即,他连夜抢时乘机回京核对有关细节参数,飞机不幸失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用双臂将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紧紧护在胸前——时为1968年12月5日凌晨。

●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人民不会忘记他——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他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他的家乡荣成,一处专门为他辟建的纪念馆即将落成……

1999年9月18日,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饱含激情地说:“他们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决定,对23位“两弹一星功勋”予以表彰。在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为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那就是郭永怀。

在郭永怀的家乡,在山东荣成这个全国知名的将军市里,知情者奔走相告:中央为郭永怀追授功勋奖章了,共和国没有忘记她的这位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的儿子!然而,更多的家乡人也与他乡人一样,就连郭永怀的名字都不曾听说过。是啊,郭永怀殉职于“两弹一星”事业,毕竟已逾30年了!当年,共和国“两弹一星”的研制,一切工作又都是在秘密中抢时运行,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家人,又怎能知晓郭永怀们正在呕心沥血地从事着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创举!

为让后人记住郭永怀,记住共和国当年的艰难跋涉史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挺进史,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颁布不久,中共荣成市委和荣成市政府立即作出了辟建郭永怀纪念馆的决定。

转瞬一年过去,郭永怀纪念馆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共和国“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的伟大业绩,也伴随着郭永怀纪念馆的建设进程,越传越远,越传越响……

 

故里探踪  乡人盛颂“聪明娃”

汽车沿着笔直的公路从荣成市区一直向西南驶去,半个钟头的工夫就来到了郭永怀的故乡——滕家镇西滩郭家村。

听说我们是为探访郭永怀的故乡而来,村民们呼啦一下子就围上来一大圈。从他们的表情谈吐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种不加掩饰的骄傲。

在村支书的引领下,我们见到了正在田间劳动的郭永进老人和另外几位老者。

今年82岁的郭永进,是郭永怀的堂弟。老人家身板硬朗,思路清晰,话匣子一打开就不断头了。旁边围坐着的几位老者也不时插上一两句……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户,这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也许缘于乡邻亲友都说这个孩子特别聪明,善良勤劳的郭文吉夫妇对小儿子疼爱有加。到五六岁时,郭永怀就时常缠着大人问天问地,弄得人们不知如何作答。五六岁的孩子不认生,见了陌生人也有稀奇古怪的话题要问,加之谁都知道郭文吉夫妇将小儿子视若掌上明珠,这就为早就打起了歪主意的坏人钻了空子——年仅6岁的郭永怀被人绑票了!

郭文吉夫妇急,喜欢这个聪明孩子的乡邻亲友也跟着着急,众人帮忙,郭文吉凑足了赎金,郭永怀平安归家。

幼年时的这段危险经历,在郭永怀的心灵里埋下了嫉恶如仇、报效亲善的种子,继而也砺炼成就了他的不畏强暴、恩仇分明、百折不挠、处变益静的人格特质。

读过私塾略通文墨的郭文吉知道读书的重要,在郭永怀10岁的时候,郭文吉将儿子送到了本家叔叔所办的学堂里读书习文。

郭永怀果然聪颖异常。17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中,成为四乡八疃第一个公费中学生;20岁那年,郭永怀又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也是乡亲们东拆西挪为他们的状元郎凑足了路费……就要远离家乡独自外出求学了,郭永怀眼含热泪对父母家人和前来送行的乡亲们说:我一定不辜负乡亲们的期望,以优异的学业报答家乡父老……

从郭永怀纪念馆已经征集到的史料中,我们循着家乡人心目中的“聪明娃”踪迹,继续探访他的求学历程……

郭永怀来到天津后,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期间,他与胡世华、陈振汉等发起组织了“微社”读书会。郭永怀活跃的思想表现和对数学的浓厚兴趣,被申又辰教授看中,于是便经常得到他的重点指导。

1931年7月,郭永怀预科班毕业后转入本科班学习,这时的他对光学又产生了兴趣,凭着数学上的专长和对光学的爱好,他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得到了顾静薇教授的垂爱。

顾静薇为他单独开“小灶”,郭永怀视野大开。两年后,顾静薇推荐他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光学专家饶毓泰教授门下继续深造。郭永怀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大物理系。

饶毓泰对他的才华和成就极为赞赏,1935年7月,将已完成学业的郭永怀留在了身边,做助教和研究生。

郭永怀非常珍惜这次得来不易的机会,积极参与各项实验工作。这期间,郭永怀参与了吴大猷等知名教授正在从事的“喇曼效应”的研究工作……

 

战乱频频  忍辱负重志不移

从郭永进老人那里,我们得知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现仍住在北京,这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了新的线索。紧接着,我们采访组一行马不停蹄进京寻踪……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是郭永怀回国后工作过的第一个单位,我们直奔力学研究所。

当我们走进力学研究所的大院,首先闯入我们视线的,是院内鲜花丛中郭永怀教授的汉白玉雕像。那尊塑像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分外耀眼。

办公室主任张晓玲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张晓玲的帮助下,我们阅读了有关档案资料……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中华大地。

侵略者大规模地进军华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相继停课。

怀着对敌人的仇恨,郭永怀只身返回山东老家,凭着他的才识,应聘在威海中学任教。

郭永怀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给家乡中学的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只有半年多的任教时间,却赢得了大家的共同爱戴。

1938年3月,日军入侵威海,威海中学被迫解散。郭永怀不得不又一次离开心爱的家乡学校。而这时的平津地区和河北与山东的大片土地都相继沦陷。郭永怀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南下来到了昆明,在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半工半读。

国难当头,科教兴国、科技报国的念头一次次撞击着郭永怀那颗拳拳爱国之心。他常常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国力衰弱,强敌入侵,日军暴行,祖国、家乡、亲人,一桩桩一幕幕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他知道,一个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永远会被动挨打。

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爱国激情,郭永怀又一次放弃了自己喜爱的光学专业,改学航空工程,立誓要为我国的军事科学奋斗终生。

航空工程是与力学研究紧密相连的,郭永怀为此加入了空气动力学的研究。这期间他在周培源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流体力学,研究流体力学中一个有名的难题——“湍流理论”。

由于先后得到了顾静薇、饶毓泰、周培源等著名教授的指导,年满30岁的郭永怀打下了坚实的数学物理学基础,科学救国的愿望也日益强烈。

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名额只有20人,郭永怀没有错过这次机会。

按原定计划,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而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留学名额因此增加到22人。

1939年,正当郭永怀等人准备按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的要求在9月2日从香港乘船去英国留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因备战紧张,英国取消了接纳外国留学生的计划。

无奈,郭永怀等人只能延期等待。不久他们又接到了12月底从上海出发去加拿大留学的改派通知。

郭永怀一行好不容易在上海上了船,然而命运又一次改变了他们的行程。

刚上船后就有消息传出,他们将在日本的横滨停船三日登岸“观光”,并接受日本政府的签证。当时的祖国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组织这样的“观光”,其目的不言而喻。面对这种莫大的羞辱,郭永怀与同伴义愤填膺,一致决定,一不登岸观光,二不接受敌国的签证——22名同学全体下船,拒绝出发。

这一举动把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的董事惹恼了。但郭永怀等中国留学生坚决维护民族的尊严,毅然返回了昆明。

一直到1940年8月,他们才第三次接到了在上海集合的通知,乘坐俄国的皇后号油轮再度出发。经过28天的海上颠簸,他们经由加拿大的温哥华,随后来到多伦多大学。这样,郭永怀与他的同学们成了该校第一批来自中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

从此,郭永怀开始了他的长达16年的海外求学生涯。

 

纵横求索  异域他国扬功名

经过一番周折,在多伦多大学,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等一起选择了应用数学系。

除了学习本专业,有心的郭永怀还挤时间旁听爱因斯坦大师的高足、波兰物理学家英菲尔德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联邦应用数学知名学者辛格教授的授课。

郭永怀进步很快,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硕士学位。

1941年5月,郭永怀又来到了当时著名的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继续深造,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在导师面前,郭永怀提出要进行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研究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大课题。这位世界著名物理学、航空学导师非常高兴,也很钦佩这位中国学者的胆略和气魄。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4年艰苦探索,郭永怀在跨声速流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并于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因而获得了博士学位。

此后,郭永怀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从事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研究。

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突破声障也是当时航空工程界的攻关目标。胸怀大志的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此后,名声大振的郭永怀应聘参加了美国数学学会,并被加州理工学院特聘为研究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同盟,隶属于加州理工学院的航空科学部成为美国航空战事科学的重要研究基地,在此培养了大批空气动力学人才,并奠定了美国航空科学的基础。1946年秋,冯·卡门的大弟子威廉·西尔斯教授在康奈尔大学航空科学部的基础上创办了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邀请郭永怀前去任教,共同主持学院的工作,常怀报国梦想的郭永怀欣然赴任。

这期间,除了继续从事跨声速理论研究之外,郭永怀又潜心主攻粘性流体力学和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10多篇(部)具有重大影响的论著,拿出了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不久,他便成为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三个著名攻关课题主持人之一。

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方法后来被命名为著名的PLK方法。

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两项重大成果,郭永怀由此驰名世界。

康乃尔大学的十年,是郭永怀在多学科多领域全面发展的十年,也是这位经常想到要“留一手”的爱国学者囊中日趋丰满的十年。

 

心系故土  报国之心关不住

在中关村的一座普通住宅楼里,我们见到了郭永怀的爱妻李佩教授。

如今已是81岁高龄的李佩教授,满头银发,岁月的风霜艰辛写在眼角眉梢。因年事已高,老人已经离开了她心爱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教学岗位,但目前仍在协助中国科院研究生外语教学部编辑教材,同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郭永怀和李佩所生的唯一爱女郭芹,因患癌症,已先于她的母亲而去。李佩老人现在一个人住在京城。

谈起郭老,李佩教授久久无语。老人终于平静了下来,缓缓地说:老郭走了32年了,32年,恍如昨日……我更多地想到的还是我们将要回国的那些日子……老郭做了他所喜欢和应该做的事,有许多事不提也罢!

因是家乡来客,家常话啦着啦着,话头儿就把主人和客人带进了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

在国外,郭永怀常常与他的同事亲人一起谈古论今,谈着谈着就扯起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就想起了故乡的山水亲人。

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在康乃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每逢协会集会,大家谈论的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秘密的话题,那就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样的时机,把他们学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们在焦灼中等待着。

郭永怀在科学上的突出成就,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关注。有同事邀他参加机密研究项目,郭永怀深知个中利害,拒绝得既委婉又坚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个巨人的声音传遍了世界!

郭永怀们的心活了,他们恨不得一夜飞投母亲怀中。

但是,由于美国方面的阻挠,郭永怀依旧必须等待——这是怎样难熬的等待啊!

时机终于来了!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定后,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周恩来总理和美方进行了谈判。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不久,美国政府就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

在此之前,周培源、钱伟长等人已在1947年绕道欧洲回国。钱学森也在1955年回到祖国。

“禁令一旦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劝他,康乃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也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李佩老人自豪地和我们啦着这段经历,竟一下子好似年轻了许多……

在力学研究所,我们阅读了郭永怀教授回国后于1957年6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写给郭永怀的信中,急切之情跃然笔端:

“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就在郭永怀回国前的9月份,钱学森又给郭永怀写了一封信——“永怀兄:

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众的一点心愿!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

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动身返家了!

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是,像郭永怀这样一位已被美国多方关注的伟大科学家,一位美国数学学会会员,一位在航空学和物理学方面都卓有建树的中年学者,想走就走谈何容易!1953年,英国著名教授莱特希尔曾经力邀郭永怀前往讲学,心怀叵测的美方就是不予签证。

就在回国前夕,郭永怀在他的房后园中烧掉了十多年来积累的一大批科研资料和讲义文稿。纸张燃烧时所升腾飞舞的烟尘,都引起了周围邻居的不满。

“老郭的所有文稿,都十分规范,这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啊!当我发现他在含泪焚稿,急了,大声制止他,没想到他竟平静地说——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烧了,省得麻烦。其实也都早就在我脑子里了!第二天,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院长为我们饯行,是一个大型野餐会,老郭又当众烧毁了他的一部即将完成的书稿……”李佩教授回忆说。

郭永怀的一家和同他们一起归国的几位科学家终于踏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一惯守时的这条客轮却突然被通知延时启航。

李佩说:“船上有几个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专门检查中国人的行囊,后来才知道,他们原来是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我这才知道老郭为什么要全部烧毁他的文稿了……”

克里夫兰总统号一声长鸣,郭永怀长长舒出一口气来……

“看啊,五星红旗!”不知是谁高声喊起来。郭永怀像个十几岁的孩子蹿上前,抬起头,久久不动。

“何祚庥和胡翼之去接我们,当何祚庥把钱学森的信交给老郭,老郭匆匆看了一遍,眼泪就滚滚而下……”——说到这里,李佩老人的眼也潮湿了……

历经波折,郭永怀回国了!他的一家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

郭永怀一回到祖国,就如愿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

1956年年底,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力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为全国力学研究中心。不久,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现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李家春,是郭永怀回国后指导的研究生之一,他向我们讲述了当年的一些情况。

1957年,在郭永怀和钱学森的倡导下,力学所与清华大学合办了工程力学研究班,郭永怀担任班主任和主讲人。

当时他回国不久,许多专业词汇还不能准确地用中文表达,但他坚持每次授课必用汉语。遇到一些专业词汇,常常说出几个译名,问听课的学生和助教,当他的译名得到认可时,郭永怀像学生做出了一道难题那样高兴。

1957年底,郭永怀参加制订了“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力学科技规划专业组副组长。

他和力学界其他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分析国际上力学研究的动向,并根据我国实际制定学科及其发展规划,使我国的力学研究工作迅速发展到了能够通过现场测试、大型实验等多种手段并用的现代化阶段。自此,他和钱学森致力于高超声速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成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首任系主任。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亲任主编,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先后开展了新兴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其成果不断引起国际科学界瞩目。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东方”1号宇宙飞船首次进入太空……

在中科院组织的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大力提倡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运载工具、推进技术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不久,他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1965年,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筹建组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参与建院规划。

他提出空气动力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仍以航空航天为立足点,以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和模型自由飞行试验为三大研究手段。郭永怀作为一个奠基者,在这项伟大的建设工程中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了缅怀郭永怀的功绩,气动中心专门在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修建了一座纪念亭,张爱萍将军奋笔书写了“永怀亭”三个大字……

 

临危受命  倾心尽瘁为“两弹”

1945年7月16日,美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试验。同年8月,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世界立即受到了震动!此后,美国、苏联的核军备竞赛拉开了序幕。

1958年9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将能装上核弹头的8英寸榴弹炮运抵金门。随后,美国多次进行了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

一时间,核讹诈、核战争的阴云密布在新中国的上空。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主席果断决定研制核武器,发展核工业。

1957年10月15日,我国与苏联签定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在协定中苏联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九局在京成立。后来成为负责核武器研制、生产整个过程的研究设计院——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开始了“两弹”研制工作。

1959年6月,苏联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

苏联的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给刚刚起步的我国核工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核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核封锁难不住中国人民,毛泽东主席大手一挥:“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央决定,我们自己搞!冲破核封锁,研制“争气弹”,要快,要抢,就是不能让任何人敢于小瞧我们!

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最初的三大支柱。

1960年,我们自己的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

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为了便于科技攻关,九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郭永怀领导场外试验委员会,负责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

场外试验涉及到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等任务,郭永怀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致力于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研究,加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前期试验。

郭永怀所分管指导的总体结构、强度设计和许多实验工作,虽然当时还处在“副线”地位,但他们没有等待和观望,将“副线”当“主线”,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斗。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

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

在核武器研究只争朝夕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

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在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试验现场寂寞荒凉,寸草不生……

高原作业,加上要抢时间争速度,由于缺氧所造成的头晕、胸闷、心悸、厌食,再加上营养跟不上,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为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郭永怀必须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这样就更加重了高原反应复发的频率。

爆轰物理试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郭永怀与年轻的科研人员一起,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常在试验现场风餐露宿,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钻进帐篷恢复一下体力。他们在这个不为人知的险恶环境中奋战着,在绝境中固守信念,开辟新路,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好几次郭永怀都差点晕倒了,稍作休息,又硬挺着和试验人员一道作业,一道攻关;指导科研人员反复进行物理引线、引爆方式、环境实验和炸药爆洪波理论计算及安全论证等研究,一项一项熟练,一项一项突破,一天一天地把研究试验推向成功。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所指十分明显,就是要妄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

核大国图谋阻止中国突破原子弹,制约中国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动向,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下达了更为明确的命令:作好一切准备,在1964年年内爆响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是中国人民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

当蘑菇状怒云扶摇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比欢呼雀跃!随之,郭永怀就满含热泪浑身瘫软下来——我们的英雄喜极累极了!现场中有人说,别喊,让郭院长休息一会儿吧……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第二次核武器试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

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党中央的鼓舞激励,使郭永怀们士气大振,紧接着,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战斗……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加“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在郭永怀牺牲后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不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主张,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对氢弹,郭永怀也从结构形式、弹体重量、减速装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的圆满成功。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昔日洒下了大把大把辛勤汗水,今朝收获着一串一串累累硕果。对这一让中国人陶醉、鼓舞、振奋的历史,当年只有20多岁的现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四所科技委主任陈裕泽回忆说,由于工作繁忙,郭永怀教授每天一大早便赶到现场,了解装配情况进展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处理。一天接着一天的飞快地工作节奏,让他这个年轻小伙子都有些吃不消。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忙活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大家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其实,又何止是实验前后的那段时间是这样,从1964年首次核试验到1968年底的八次核试验,在这4年多时间里,郭永怀的大多数日子都是这样度过的。

他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8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装置再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郭永怀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又有谁能说得清楚!然而,郭永怀在生前谈及这些,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这样的话:“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事务中就会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是一个归国赤子的真挚朴实的心理写照。

 

蒙受空难  常念英雄泪沾襟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实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会想到,这竟是郭老最后一次来到倾注过他4年心血的试验基地了。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一刻也不等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

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

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突然,飞机失去了平衡,偏离开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辖区——只听“轰”的一声,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窜起……

当迎接郭永怀的人们从惊异中醒过来的时候,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

当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随机返京的14人,只有两人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

中央领导震惊了,整个科技界震惊了!人们为这位惨遭不测的伟大科学家仰天顿足,扼腕垂泪!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又一朵中华民族的蘑菇云状精神之花,为我们的英雄冲天怒放!

当时在九院工作的裘秀英回忆说:“一早,还没到上班时间我们就接到了民航的电话,说郭院长出事了。我们急忙赶到机场,后来才知道飞机出事的原因是导航失衡……”。

“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为郭老整理遗容,郭老的头部已经碎裂,只好用纱布给缠了起来……”

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是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但追悼会举办得非常隆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致悼词,钱学森、王淦昌等郭永怀生前好友参加了追悼会……

熟知郭永怀的人都知道,时间对郭永怀来说太重要了。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安全,周恩来总理还特地叮嘱不让乘飞机。但为了抢时间,郭永怀经常强行登机,这次由于时间紧迫,他坚持夜航,就在他临上飞机时,大家还劝他换个时间再走,郭永怀却平静地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血沃中原  留取丹心鉴后人

为让家乡人和所有关心郭永怀的后来者更多地了解这位民族英雄,我们来到了现已迁址四川的九院和某基地。

令我们感到震撼的是,  事隔30多年,凡郭永怀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只要一提起他,人们无不立即肃然默哀,恭敬之情溢于言表。

在九院,人们说:“郭院长走得太早了,但他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又太多了!”

在某基地,我们采访了郭永怀教授当年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涵信将军。

提起恩师,这位院士、将军感慨万千:“我永远忘不了的是那台手摇计算机,那是郭老的心爱之物,但为了大家方便,他把它从自己家中搬到了所里;当时的电风扇和电冰箱都是非常贵重的物品,郭老也从家中搬到研究所,供大家一起享用。郭老和李佩教授所生的唯一爱女郭爱芹,由于得不到父母和家庭的应有照顾,身体一直很瘦弱。但是,国家一声号令,郭老夫妇二话不说就将爱女送到了内蒙古草原插队……”

“文革”时期,到处被一种狂热的气氛所笼罩,忙于“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郭永怀躲过了此劫,他的爱妻李佩教授却被隔离审查,后来又被下放到安徽合肥,六年没在北京。这期间,小郭芹可真受罪了!

在李佩遭难郭芹受苦的日子里,郭永怀无怨无悔,无暇他顾,全身心投入“两弹一星”的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

当时许多科研课题被迫停止,人员调离,学校科研机构已全部陷入了瘫痪状态,当此之际,郭永怀大声疾呼:力学所不能散,基础学科必须搞下去!他谆谆告诫身边的年轻知识分子说:“你们一定要趁年轻多学些东西。”由于他的奔走呼吁,保护了一批研究骨干不被改行,让一些科研项目坚持了下来。

人们不会忘记,当年邢台大地震发生之际,郭永怀正在北京民族饭店听取一项机密工程进展汇报,震感波及到北京,他仍然十分镇定而专注地探讨着每一个细节,房子明显开始动摇了,整个宾馆里的人们一片骚乱,可郭永怀还在思考着、辩论着……

人们不会忘记,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他从不搞一点特殊,和全国人民一道勒紧腰带过日子,而且还要节省了再节省,挤出一点是一点,以微薄的节余资助家乡当年曾经帮助过他的父老乡亲。他的大哥郭永明曾到北京找过他,希望他能帮助找个工作,但郭永怀对大哥说:“现在来说,务农是最好的了,庄稼人也吃不饱,但都出来拿工资,大家就更没吃的了……”

人们不会忘记,也就是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1961年,郭永怀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从而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表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一个心眼为党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人们不会忘记,当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之后,有位年轻同志打趣说,郭老当大官了!没想到一向为人随和的郭永怀竟板起脸来说:“我们回国的目的都是为了报效祖国,你们乃至二三代科学工作者都要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铺路石,要有思想准备吃苦受罪,不要为名利所累!”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身体力行去这样实践的。早在美国的时候,他与同事多次提及,他的理想是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创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他要像他的老师冯·卡门那样培养一大批中华英才!他深念着他的故乡,他说,他要把这所大学办在烟台或青岛;本来,有许多足以引起世界瞩目的理论著述等待完稿,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却义无反顾地听从组织安排,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力学与国防科研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去;他担任力学研究所主管业务的副所长以后,从力学所学科的设置、研究室的方向任务、课题组人员的配置到学术活动的安排、实验室的建设,都一一亲自筹划和组织实施;他任《力学学报》主编期间,甘为他人作嫁,亲自选编审阅稿件,为一大批年轻科学家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寒暑更替,郭永怀从没有星期天和休假日,从不午休,每天早出晚归,几个农场工作到深夜……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经他培养的许多年轻人,今天大都成了不可多得的顶梁扛柱之才。如今每一个老力学所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的老所长当年徒步上班的情景……

中科院院士俞鸿儒,是郭永怀回国后指导的首批研究生之一,记得郭永怀第一次和他们谈话的时候,曾经给他的学生一种“特权”,只要是学术问题向他请教,什么时候都可以,凡找他时他都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认真地给予解答。

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汪德昭院士不会忘记,他与郭永怀住楼上楼下,只要有空,郭永怀总要与他交流一些学术见解。郭永怀曾经送过他一只酒泉“夜光杯”,最后那次郭永怀临上大西北时,汪德昭对他说:“此一去必成大功,等你回来,我们要好好地干一杯!”谁知这一去竟成永别!

郭永怀曾经说过,他在国外16年,几乎每天都在思念祖国;回国以后,尽管工作繁忙,他又经常思念故乡。据他的侄女郭秀芝告诉我们,他回国后的第二年,回过老家一次,祭扫了父母的墓地,拜访了乡邻亲友,便匆匆赶回北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临走时曾说,现在工作太忙,等退休吧,有一天老了不中用了,就告老还乡——谁知这一去也成永别!

1988年12月5日,当郭永怀牺牲20周年的时候,他生前的老师、同窗好友、同事以及学生聚集力学研究所举行报告会,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张爱萍、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等到会并撰写纪念文章。聂荣臻元帅、宋任穷、张劲夫等题词纪念。

从1991年开始,力学所设立了以郭永怀名字冠名的奖学金,作为对力学所品学兼优的研究生的最高奖励,如今已有30多位研究生获得了这项奖励。郭永怀当年培养的研究生中已有两名成为中科院院士。

1999年郭永怀诞辰90周年的时候,他生前工作过的五个单位又在北京联合举行纪念会,并出版了《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

为筹建郭永怀纪念馆,中共荣成市委、市政府已抽调精兵强将,分赴郭永怀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多方收集有关史料,并在全市大张旗鼓地宣传、宏扬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精神……

安息吧,郭永怀。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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